沙威投河自尽

沙威警探的自杀，发生在他毕生对法律与职责的确信再也无法维持之时。他释放了自己一直作为苦役犯追捕的冉阿让，却既不能把他重新送进监狱，也无法接受他的自由而不觉得自己背叛了赖以确立自我身份的秩序。河流成了这场危机的终点——两种选择在他看来都不光彩，而曾经界定他的权威也已崩塌。

冉阿让获释后的危机

沙威警探缓缓离开人民武装街，低着头走着，双手背在身后——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如此行走。这一姿态的改变，将内心的迷失具象化。他正承受着剧烈的痛苦——那个曾因不容许任何疑虑而显得清明的头脑，如今混沌不清；职责仿佛分裂成彼此对立的两面。

他在塞纳河岸与冉阿让相遇，使这场冲突再也无法回避。沙威警探在追捕一名囚犯时，认出了自己惯常的反应；但他也遇见了那个曾饶过他、随后又叫他离去的人。沙威警探反过来释放了冉阿让。两人的举动都使对方陷入旧有规则无法解释的处境——一名警官与一名前苦役犯之间，仁慈在彼此之间流转。

沙威警探看到两条道路；两条路看似都笔直，却互不相容。如果他把冉阿让交给当局，他认为自己便做错了；如果他让冉阿让自由，他又认为自己是在容许一名苦役犯凌驾于法律之上。前一种情况下，权威的代表低于囚犯；后一种情况下，囚犯似乎践踏了法律。沙威警探找不到既能保全荣誉的选择，这一僵局让他觉得生命本身仿佛终止于悬崖边。

绝对准则的崩塌

冉阿让动摇的，不只是沙威警探对单一案件的判断。他对沙威警探所表现的慷慨，违背了支撑其一生的公理。那些他曾斥为谎言或疯狂的往事，如今又作为真实经历浮现；冉阿让与马德兰先生的身影在他心中合而为一，成为同一个人，使他再也无法不对其心怀敬意。沙威警探觉得，敬仰一名苦役犯令人憎恶，却无法逃避承认此人在道德上的高尚。

这一认识使冲突既关乎个人，也关乎制度。沙威警探认为自己犯下了严重的失职——他对一个再犯者的违规行为视而不见，抬举了一名苦役犯，还把一个本属法律管辖的人从法律手中夺走。然而，他无法重新获得那种不容置疑的信仰，使这些行为显得理所当然。曾经支撑他正直品格的信念消散了；他抗拒的真理如今向他步步逼近，他觉得自己必须变成另一个人。

叙述将这一变化描写成一颗患白内障的良知突然接受了手术——沙威警探如今看见了自己过去无法容忍看见的事物。权威曾是他存在的根基，如今却在他心中死去，使他失去了活下去的理由。他的两难并非通过认定法律毫无效力而得到化解。相反，即使良知使服从法律在道德上变得不可行，法律对他仍有强大的约束力。正是这两种相互冲突的要求，使他无法活下去。

警察岗亭里的便笺

离开河堤后，沙威警探抬起头，坚定地走向沙特雷广场的警察岗亭；广场一角的灯笼标示着岗亭的位置。他走进去，向警士报上身份，出示证件，并在用于填写报告和登记记录的桌旁坐下。这一幕将他最后的行政举动置于警务工作的寻常用品之间——一支蜡烛、一支笔、一只墨水台，以及供填写官方记录的纸张。

沙威警探写下一份文件，标题是“为公务之善所作的观察”。他以自己最平静、最工整的笔迹书写，一个逗号也不遗漏；笔尖用力到足以使纸张发出吱响。他在末行下方签名，署明自己是沙特雷广场岗亭的一级警探，并将文件日期写为1832年6月7日凌晨一点左右。他吹干新写的墨迹，把纸折起，像信件一样封好，在上面标注送交行政部门，然后把它留在桌上，走了出去。

这种精确的公文格式，与他刚刚经历的混乱形成对照。沙威警探仍能完成体现制度秩序的那些动作——报明身份、签名、写日期、封缄——尽管他认为权威已在自己心中不复存在。此处并未披露文件的内容，因此不应把文件的去向误认为是对他选择的解释。这一幕所确立的是——他留下正式记录后，才返回河边。

塞纳河与沙威警探的最后举动

沙威警探穿过沙特雷广场，沿着码头走回去，来到河堤边同一处地方。他仿佛回到了十五分钟前离开时所在的位置和姿势。城中一片漆黑，空无一人；云层遮住星星，西岱岛上的房屋没有灯光，水势上涨的河流也难以看清。河堤下方，塞纳河的急流形成一个漩涡，一次次散开，又重新聚拢。

沙威警探向下望去。深处不时闪现微弱的光，随即消失；泡沫的声音从几乎看不见的水面传来。叙述把河流写得不像一片可见的水面，倒像深渊——码头墙消失在雾气中，其下的黑暗仿佛通向虚无。沙威警探一动不动地站了几分钟，凝视黑暗，仿佛在留意某种自己看不见的东西。

随后，他摘下帽子，把它放在码头边沿。他爬上河堤，向塞纳河弯下身子，挺直身体，径直坠入黑暗。一声沉闷的水响传来；只有黑影仍显露出水下身躯的抽搐。他的自杀为这场危机画上句号，却没有调和彼此对立的要求。这个曾经执法的人无法把冉阿让重新送回囚禁之中，却也无法重建一个目睹仁慈并认识到其道德力量的自我。最后那一刻的静止，以及坠入不可见河流的身影，为他昔日确信的崩塌赋予了具象而彻底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