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根教堂
船长与安·芭芭拉在玛丽·安廷对童年的回忆中,摩根教堂是惠勒街上最具影响力的公共空间——这座教堂每逢星期六举办娱乐活动,把一个充斥酒馆、当铺、阴暗群租房和弯曲小巷的拥挤社区,转变成音乐、场面、抱负与道德工作的场所。玛丽对这座建筑及其工作人员的判断不断变化,记录了她本人如何从猜疑走向更广阔的理解——不同的人可能以不同方式满足同样的人类需要。
环境与社区功能
摩根教堂在惠勒街的严酷环境中格外醒目。社区里的孩子,除了最为顽劣的那些,至少每周都会去那里一次,尤其是在星期六晚上,因为教堂提供免费娱乐。因此,它的重要性既是实际的,也是宗教性的——它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去处,使他们不必待在酒馆门前的人行道上;否则,玛丽和其他年轻人可能就会在那里消磨夜晚。教堂成为社区共同的目的地,把孩子、劳动者、表演者,以及那些最初带着猜疑或反抗情绪进来的人聚集在一起。
教堂所处的社会环境也解释了其节目为何重要。玛丽把惠勒街描述为一个拥有弯曲小巷、酒馆、当铺和阴暗群租房的地方,后来她理解到,摩根教堂正是被有意安置在这种环境之中的机构。它的门并不是通向抽象的宗教共同体,而是通向一个艰难的城市社区;那里的居民需要清洁、秩序、消遣,以及某种可信的更好生活愿景。
星期六娱乐活动
星期六的节目被明确呈现为娱乐,而不是伪装起来的布道。一个小时里充满音乐、朗诵和其他才艺,孩子们觉得这些表演极其艺术化。玛丽和十一号房的其他孩子屏息倾听那些朗读或歌唱的美丽女士,欣赏那些唱歌或演奏的洁净绅士,还观看金色卷发、穿着带褶衬裙和丝质长袜的小女孩,以训练有素的表情和熟练的手势朗诵滑稽或哀婉的作品。对孩子们而言,这些表演者拥有朗诵艺术的完美境界。
这种效果超越了单纯的娱乐。孩子们变得略带舞台迷恋,但玛丽也意识到,音乐和诗歌展现了一个比周围世界更公平的世界——那里住着美丽女士、仙子般的孩子和洁净绅士。因此,摩根教堂发挥着戏剧性门槛的作用。它的表演并没有抹去惠勒街,却打断了社区日常的视觉与道德景观,使孩子们得以想象某些美、修养和社会行为的形式,而这些形式在他们的日常经验中原本遥不可及。
负责管理娱乐活动的霍奇金斯干事理解这种力量,并以有意识的技巧安排节目。他把较为轻松的古典作品与当时流行的街头歌曲交错编排,在社区熟悉的文化与能够拓展其视野的文化之间保持谨慎的平衡。节目中没有任何内容明显带有教堂气息;这一小时诚实地专用于娱乐。这个决定使那些可能拒绝宗教集会的人也能进入,同时仍营造出一种氛围,使注意、赞叹乃至道德上的接受能力得以逐渐发展。
表演者、观众与纪律
观众本身也成为教堂戏剧的一部分。鼻子发紫、下巴胡须竖立、不戴领子的男人们带着怀疑的表情,试探性地进来,坐在后排长凳的边缘。节目继续时,有些人走向前排并加入鼓掌;另一些人带着挑衅的神情进来,后来却羞惭地离开;还有一些人留下来,听汤普金斯干事祈祷和布道。这种转变并不是由某个论证强行造成的,而是节目逐渐积累的愉悦、惊奇与渴望共同产生的结果。
霍奇金斯干事以引人注目的效率控制着这一过程。他介绍表演者,管理坏孩子,并根据纸条宣布每个节目。少数专门进来捣乱的恶棍,会被他和他的助手赶出去。玛丽钦佩他工作的每个环节所体现出的精确,从公告栏上的通知到对观众的处理,尽管她个人并不喜欢他。因此,教堂的秩序并非被动形成的,而是经过主动安排并加以维护的。
娱乐结束时,霍奇金斯干事邀请所有人留下参加简短的祈祷仪式,随后在教堂附属房间享用茶点。玛丽总是在汤普金斯干事开始之前习惯性地逃走,而外面脚步的杂沓声和电车的轰鸣声吞没了公告的其余部分。她的离去在自己接受的世俗愉悦与自己拒绝的基督教仪式之间划出清晰界限。然而,教堂的邀请之所以仍然重要,恰恰是因为它把这两种活动连接起来,却没有把前者仅仅变成后者的借口。
玛丽不断变化的判断
童年时,玛丽无法忍受霍奇金斯干事。他苍白的肤色、克制的微笑、鼓励性的声音和传教士身份,使他显得具有威胁性;并不是因为他伤害了她,而是因为他代表了一种不同于她犹太遗产的宗教传统。她理解自己的不信任,是一个受数百年排斥经历塑造的欧洲犹太人的反应;这种人会对任何不用“阿多奈”之名谈论上帝的人保持警惕。因此,教堂成了分裂反应的场所——它的艺术吸引她,而它的传教目的排斥她。
家庭纪律的削弱使孩子们能够自由前往那里。约瑟夫放学后卖报,玛丽扫地并洗碗,多拉照看婴儿,而父母仍然全神贯注于勉强维持的店铺。母亲没有时间对一座带有十字架标志的建筑形成反对意见;父亲讥讽地打发这个话题,问孩子们是不是打算加入救世军,却没有认真干涉。因而,摩根教堂也是这个家庭动荡的美国生活的一个症状。在波洛茨克,孩子们受到训练、看管和约束;在美国,父亲放弃信仰、母亲犹疑之后,他们突然被释放到街头。教堂填补了家庭宗教纪律崩溃所造成的部分空缺。
成年后的玛丽改变了童年时的判决,却没有否认当时的感受。如果她回到摩根教堂,她会留下来听汤普金斯干事祈祷,并默默加入“阿门”。她如今明白惠勒街是什么,也明白教堂在那里要做什么。它的劳动被比作肥皂和清水的使用——在混乱与匮乏成为日常条件的地方,持续进行实际的清洁。这一隐喻使教堂从敌对的信条转变为一种社会服务形式。
成熟的玛丽也放弃了认为自己的方法是唯一有效方法的假设。霍奇金斯干事必须祈祷,玛丽必须作见证,另一个人则必须照料虚弱的婴儿;每个人都使用适合自身性情的工具工作。因此,教堂的价值与其说在于证明其神学,不如说在于显示诚实的工作可以采取不同形式。在她修正后的判断中,只有那些懒散的嘲笑者——他们站在一旁,对清洁共同家园的努力讥笑——才应当被驱逐。
叙事意义
摩根教堂浓缩了回忆录中的若干核心对照——贫困与美、街头自由与机构纪律、继承而来的猜疑与后天获得的宽容、宗教分裂与共同的公民目标。它的表演让孩子们瞥见一个更好的世界,而它的管理者则通过保护观众、组织注意力,并邀请人们参与祈祷与团契,把这次瞥见转化为有组织的行为。
这一地点也为玛丽不断变化的美国身份赋予了建筑形式。童年时,她把教堂体验为吸引与界限的结合——她属于观众之中,却拒绝随后的礼拜。作为成年叙述者,她能够在想象中回到同一个房间,并在曾经轻视的工作中认出价值。因此,摩根教堂标志的不是皈依基督教,而是道德感知的拓宽。它最重要的教训是——社会效用可以在对教义存在分歧时继续存在;一个曾经捍卫服务人类的唯一道路的人,也能够开始尊重通向同一目标的多条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