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标志着书中关于女性劳动与社会地位的论述出现转折,但并未彻底切断与旧有不平等的联系。战时劳动力需求扩大了女性参与就业的程度,而日常家务负担和社会习俗仍然限制着这种参与的意义。战争还出现在一个较小却颇能说明问题的例子中——女性集体拒绝不断加重的待客义务。

战争与女性就业

1914至1918年的劳动力危机和世界大战加速了早已开始的趋势——女性进入农业、工业、商业、办公室和专业领域工作。根据战前的一次人口普查,在法国,十八至六十岁的女性中有百分之四十二在工作。书中将这种扩展呈现为一种物质变化,而不只是有关女性能力的新观念——参与经济活动为女性争取独立提供了依据,尽管就业条件仍然不平等。

女性进入有偿工作并未消除家庭内部不平等的劳动分工。妊娠和育儿的负担,以及家务劳动,仍主要由女性承担;在法国,根深蒂固的习俗甚至可能使男性认为做家务有失身份。因此,女性被要求兼顾家庭与工作,而这种兼顾对她们而言比对配偶更为困难。战时变化扩大了女性承担的工作,却并未自行重新分配家务劳动。

不平等的团结与劳动

女性就业也加剧了工人阶级内部的冲突。雇主欢迎女性,部分原因是她们接受较低工资,因此男性工人可能把她们视为廉价竞争者。书中以具体数字说明这种不平等——一项1889至1893年间的法国调查发现,女性一天的同工所得仅为男性的一半;1918年在美国,女性所得也只有男性工资的一半。因此,战时劳动力危机属于一段更长的历史,在这段历史中,女性获得工作机会与遭受低薪剥削彼此交织。

文章指出,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女性与男性工人之间必然团结。雇主可能利用一个受压迫群体对付另一个群体,使潜在盟友转而成为对手。女性加入工会,为她们维护自身利益提供了途径,也使她们不再被置于威胁全体工人的位置。书中将此与美国黑人劳工的处境相提并论,既强调剥削机制的共同性,也指出需要建立联盟,而不能假定团结自然存在。

战争、集体拒绝与社会仪式

战争也出现在一则关于葡萄牙小城待客礼仪的叙述中。冲突期间,茶会变成一场代价日益高昂的较量——每位女主人都被期待拿出比前一位更多、种类更丰富的糕点。原本或许出于慷慨的社交聚会逐渐变成一种义务,其成败要与其他女性的表现相比较。

最终,女性们共同决定茶会不供应任何茶点。她们的拒绝中断了礼仪要求不断升级的过程,也揭示了社交活动中隐而不见的劳动。否则可能沦为又一项家务的茶会,不再能够作为一场无休止的竞赛持续下去;在那场竞赛中,每次聚会都给下一次设下更高标准。

历史意义

纵观这些例子,书中并未把第二次世界大战视为女性解放的充分解释。全书将战时就业置于一场更长久的斗争之中,探讨经济资源由谁掌控、重复性的家务由谁承担,以及谁的利益被承认为集体利益。女性可以更多地进入有偿工作,并组织起来反对工资不平等,但仍受照护和家庭服务期望的束缚。

因此,战争的意义在于断裂与延续之间的张力。它扩大了女性获得工作的机会,也提供了集体抵抗社会负担的背景,但并未自动瓦解那些使女性劳动更廉价、或使她们的时间受到更多支配的结构。书中衡量变化的标准不只是女性是否参与工作,还在于她们是否获得切实的自由去追求自己的计划、塑造自己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