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世纪

公元19世纪被描述为女性生活发生深刻但不均衡变化的时期。工业劳动赋予女性新的经济角色；按照本书的论述，这也为她们走向人的尊严与独立开辟了道路。然而，法律上的从属地位、工作场所的剥削，以及持续存在的家务与照护负担，使经济参与未能转化为平等。因此，这一世纪的历史既不是简单的进步故事，也不是过去一成不变的延续，而是围绕谁来支配女性的劳动、时间和人生可能性展开的斗争。

家庭法与家庭等级秩序

从《拿破仑法典》沿袭下来的法律秩序，在整个世纪继续影响女性的生活。离婚于法国复辟时期的1826年被废除；1848年，制宪会议再次否决恢复离婚，直到1884年才重新确立，而且条件仍然严苛。与之相伴的社会理想将家庭视为等级森严的制度——丈夫掌权，妻子料理家务，子女服从。保守派的社会秩序论将女性限制在家庭生活与家务劳动之中，并把她们被排除在公共活动之外说成是自然的。

这种家庭等级秩序因经济依附而得到强化。尽管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有偿就业，主流的责任分工仍将照料子女与家务劳动主要留给她们。因而，赚取工资的机会本身并不能使女性摆脱家庭；她们往往不得不一边从事有偿工作，一边承担依然只归她们负责的义务。

工业劳动及其矛盾

工业扩张使女性劳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成为必要。机械降低了许多工作对体力差异的要求，而不断扩大的劳动力市场所需的工人数量，也超过了仅靠男性能够提供的人数。女性大量进入工厂，尤其是纺纱厂和织布厂；随着工厂生产取代许多原先在作坊外从事的低薪劳动，这种趋势愈发显著。本书将这一转变视为重大变革——生产性劳动能够赋予女性经济上的重要性，并为解放奠定基础。

这种机会伴随着严酷的条件。世纪初，从事家庭式“血汗劳动”的女性可能持续工作，却仍赚不到足以维持生计的钱。本书引用一项同时代估算称，法国有二十多万工人的日薪不足五十生丁。工厂劳动也并非轻松的出路——纺织行业的女性工作条件不健康；书中还提到，1831年丝织工人的工作时间每天长达十七小时。雇主偏好雇用女性，是因为能以较低工资换取更多劳动，这揭示了工业就业的核心矛盾——劳动可以强化女性争取独立的主张，雇主却也会利用她们在经济上的弱势。

本世纪的新生产制度也重塑了时间的分配。在家庭之外工作能使女性参与经济生活，却不会自动取代社会要求她们承担的重复性家务劳动。本书的分析区分了两种劳动——一种可以通过目标与计划开辟未来，另一种则是必须不断重复、无法留下持久成果的家庭劳动。就业提供了一条摆脱依附的可能道路，但与之相伴的条件可能使女性同时承担这两类劳动。

农村女性与重复劳动的重担

在关于法国农妇的论述中，这种安排的负担尤为显著；她们构成法国从事生产性劳动的女性中的多数。她们的工作跨越家庭与生产的界限——照料菜园与牲畜、清扫谷仓、播种与收割、协助繁重的田间劳动、准备饭食并操持家务。她们天亮时便开始工作，先喂养牲畜并为男人准备第一顿饭，随后照看孩子，在田地、树林或菜园劳动，到了傍晚还要缝补和料理家务。

这些劳动既不能带来充分休息，也无法为健康保障稳定的时间。妊娠与照料子女又增加了劳动负担，而缺少闲暇使农村女性无法像男性那样在星期日和集市日参加社交娱乐。一些女性在家庭和经济事务上拥有相当大的权威，各地习俗也不相同——诺曼底农妇主持用餐，科西嘉女性则不与男人同桌。但这些差异并未减轻她们所承受的实际劳动重担。社会地位与耗尽日常生活的劳动之间的反差，说明表面上的权威为何能够与严苛的限制并存。

解放、依附与未来

本书将女性解放与大规模参与生产，以及减少对家务劳动的依赖联系起来。工业化使这种参与成为可能，而且在一些行业中也对此有所要求；但工业化并不保证公平工资、人道的劳动条件，或家庭责任的重新分配。经济独立仍是一场艰难的争取，而非就业自动带来的结果。

本世纪也体现了本书更广泛的一项区分——重复性的受限生活，与个人能够主动追求的未来之间的区别。当女性的时间被反复出现的家务劳动占据，她们的努力便只是延续现有处境，而非开辟新的可能性。有偿工作能够提供另一种出路，使女性获得经济地位，并为她们选择自己的生活奠定基础；但前提是就业不能只是在旧负担之上再添一重负担。因此，公元19世纪的重要性不在于女性解放已经完成，而在于女性进入生产领域，使依附与自由之间的冲突具体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