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佛朗哥西班牙民族联盟

西班牙民族联盟是一个地下反佛朗哥联盟，其构想是成为民主团体之间的桥梁；这些团体除了反对独裁统治外，几乎没有共同之处。联盟对团结的承诺，短暂地赋予叙述者实际的政治目标；但阿兰谷入侵失败及其领导人突然失踪，揭示了秘密行动的理想与政治现实之间的距离。

起源与政治目标

1943年7月，佩佩带叙述者来到线性城的一栋别墅，赫苏斯·蒙松在那里阐述了为何必须为盟军击败轴心国的时刻做好准备。蒙松主张民主力量结成联盟，其中包括巴斯克民族主义者、全国劳工联盟的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君主主义和保守派圈子里的非法西斯人士。他说，国家利益必须优先于共产党利益，并将西班牙民族联盟描述为一个将开展地下活动、反抗独裁统治，直至民主力量能够重新掌权的组织。

这个计划的广泛包容性，既回应了战略问题，也回应了政治问题。蒙松预计，战后轴心国的战败将带来恢复共和国和公民自由的机会；因此，他希望联盟能够随时采取行动，而不是让各派各自等待局势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他的号召并非仅仅诉诸对政党的忠诚。叙述者怀疑自己能有所贡献时，蒙松提到他在运输公司的工作——他在那里接触不同阶级、持有不同政治立场的人。蒙松看重叙述者，因为他能够观察日常生活、倾听，并理解人们没有说出口的话。叙述者立即接受了邀请，因为他为国家利益或许能够高于个人忧虑这一想法所打动。

叙述者在地下组织中的位置

叙述者后来得知，蒙松既是法国境内，也是西班牙境内的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这一信息并未改变他的决定——他相信蒙松的号召，而且即使当时了解两者之间完整的党组织联系，他也会加入。他的招募将普通的平民工作纳入联盟的秘密行动目标之中。他的用处不在于担任公开领袖或理论家，而在于作为一名观察者，凭借日常交往所带来的便利，提供那些不那么自由地四处活动的人无法获取的信息。

首次接触之后，叙述者一次又一次回到线性城的那栋房子。邀请会提前三四天送到；约定时间一到，门便从里面打开。没有人报出姓名，也没人期待听到姓名。大约十至十二人的会议持续约两小时，让不同观点得以在友好但不亲密的讨论中交流。成员们各自离开，时间也彼此错开。叙述者不知道还有多少其他会议、谁会参加——与会者并不固定，而组织的保密要求也限制了他对其自身活动范围的了解。

会议持续了一年多。起初，埃琳娜是唯一在场的女性；后来叙述者又见到少数几位女性，其中包括看起来像官员或教师的年长参与者，以及满怀激进热情的年轻女性。因此，这场集会并未被描写成一群公开集会、成员固定的组织，而是一个谨慎而不断变化的网络，其讨论依赖于匿名原则和对行动的严格控制。

赫妮、蒙松与联盟的转折点

1944年2月，一位衣着优雅、令人瞩目的女子到来，并称蒙松为“西托”。他热情地向她问候，拥抱并亲吻她，还请她坐在叙述者身旁，却没有为她作介绍。她与联盟领袖相处自如，与屋里其他人保持的匿名状态形成对照；这个昵称使两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显而易见，但叙述者仍不知道其中缘由。她就是赫妮。那次会议后，她请叙述者帮她点烟，两人随后一起离开。她提出开车送他进城，因为他们住得很近；1944年期间，两人又数次相遇。

两人的交往在政治关系之外发展，却没有取代这层关系。叙述者和赫妮在会议后发生了关系，但他们并不安排在西班牙民族联盟的活动日程之外见面。她告诉他费尔南多·比利亚的事，包括他的生活、爱情、入狱、死亡，以及她对责任者长久怀有的怨恨。她说自己有三个健康的孩子，也明白自己很幸运，但这份怨恨给了她每天早晨起身的力量，支撑她度过一天。她愿意与共产党人或其他任何人合作，对抗那些她永远不会原谅的人。她的讲述将个人悲痛置于联盟的政治工作之中——对她而言，投身其中不仅是一项恢复民主统治的计划，也是继续抵抗那些毁掉她所热爱生活之人的一种方式。

1944年9月底，会议地点的房主提出，可以让部队越过比利牛斯山脉，入侵西班牙领土。二十天后，西班牙民族联盟的军队占领了阿兰谷。叙述者此前参加的会议和私下交往，随后让位于入侵行动的失败；行动崩溃后，他和赫妮便不再见面。他有时会想念她，却没有去找她，渐渐也任由这段关系淡去。很久以后，曼努埃尔·阿罗约向他倾吐心事时，在一个因焦虑而辗转难眠的夜晚，赫妮的面容又鲜明地浮现在他的脑海中。这段记忆让他重新回到早先的岁月；当时，有组织的抵抗似乎能够将政治目标、个人亲密关系和决定性行动结合起来。

失败、解散与历史意义

阿兰谷入侵之后，叙述者再也没有见过蒙松。这一突如其来的结局构成了组织在叙事中的标志性逆转——联盟的建立是为了迎接民主转机，但它最重要的行动并未带来成员们所期盼的重新掌权。领导人失踪、叙述者不再参加会议后，联盟此后的活动便不在他的亲身叙述范围之内。小说将这种局限本身写成地下活动经历的一部分——参与者可能执行任务、参加会议，却不知道组织的全貌、成员构成，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尽管如此，西班牙民族联盟仍然对叙述者理解自己的政治生活具有重要意义。后来他意识到，自己早在1941年春天便已过着地下积极分子的生活，甚至早于正式加入组织；他在实际抵抗中的贡献，也比他为联盟章程所做的理论工作更重要。线性城的会议曾被他视为漫长而隐秘的人生中的一部分；当曼努埃尔要求他参与另一次针对佛朗哥政权逃亡网络的行动时，这些会议便获得了新的意义。早先的组织成为抵抗的一种先例——这种抵抗通过私人关系、观察与信任来进行，而非依靠公开的政治身份。

小说还将联盟跨越派系的抱负，与一段反复借安全和意识形态忠诚之名为强制手段辩护的历史并置。西班牙共和国末期，叙述者听说安德烈斯·宁失踪一事激怒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支持者；尽管马德里防卫委员会此前关闭了秘密拘留所，它们仍在继续运作。1943年，蒙松呼吁民族团结，提出了不同于派系分裂的道路，但这并未消除令团结难以实现的矛盾。后来，小说描写阿根廷1976年军事独裁统治如何借助冷战时期的国家安全学说，以反共为由，为国家恐怖主义、强迫失踪、秘密拘留、酷刑以及盗用儿童身份开脱。后来的历史并不意味着这些罪行应由西班牙民族联盟负责；相反，它强化了全书所呈现的对比——一个联盟试图恢复民主，而那些政权则以安全为名，摧毁政治对手并掩盖证据。

组织的失败，也与叙述者挥之不去的政治与历史背叛感并置。战后，他与巴勃罗·德·阿斯卡拉特和胡安·内格林交谈时，怀疑国际社会对佛朗哥的谴责是否会促成干预。他指出，关于战争的叙述正在发生变化——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篇幅日益增加，苏联战役的重要性却不断被淡化；他还提到有报道称盟军军官正在招募纳粹分子充当反苏特工。这种怀疑呼应了早先的落差——蒙松承诺即将迎来民主转机，而旨在加速这一转机的军事行动却以失败告终。在叙事中，西班牙民族联盟并非一个成功的候任政府，而是一次秘密团结的尝试；它的抱负超越了眼前的政治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