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哈顿

对爱德华·利莫诺夫和塔妮娅而言，曼哈顿起初是一座骤然变得无比真实的城市——他们从未获准在苏联观看的美国电影里早已熟悉这座城，如今却能切身感受到它蒸汽弥漫的街道、消防梯、霓虹灯、警笛和人群。这座城市的承诺并不只是奇观。这里敞开的书店、可靠的地图和宽松的公共生活，让他们看清，获取信息和四处走动这样平常的事情，在他们离开的那个世界里会有多么不同。后来，随着他们的婚姻和境遇逐渐瓦解，曼哈顿既未能成为可靠的避难所，也未能成为安稳的家；它成为利莫诺夫走向潦倒、逐渐形成作家生涯的背景。

抵达与初印象

最初几天，这对夫妻手牵着手走过曼哈顿，一边贪婪地领略这座城市，一边笑着亲吻。书店令他们惊讶，因为书触手可及——顾客可以拿起书、随手翻阅、阅读，不必先买下来。他们买的地图似乎同样非同寻常。地图上的街道与标注的地点一一对应，不像苏联地图那样可能已经过时、凭空推测，或专为误导访客而绘制。这种对比让寻常的城市物件成了两种不同制度的明证——在曼哈顿，地图能为陌生人指路；在苏联，连找到一张地图都可能很难。

他们的探索同样交织着自由与表演。他们逛昂贵的精品店、餐馆、快餐店和放映双片连映的小电影院，其中也包括色情电影。在一次放映时，塔妮娅坐在利莫诺夫身旁，情欲被挑起，便告诉了他；他让她达到高潮，两人注意到，观众席上的其他男人似乎比起电影，更受她的呻吟声触动。利莫诺夫为自己有一位美丽的妻子而自豪，也为能把这番经历当成一个放荡不羁者的冒险，而不是对性匮乏的回应而自得。在这座早期的曼哈顿，亲密关系成了他们在公共空间穿行的一部分；这座城市的许可与观众，与他们此前熟悉的生活截然不同。

人脉、抱负与社交巅峰

在曼哈顿，这对夫妻最初的联络点是塔季扬娜·利伯曼——莉莉娅·布里克的朋友和昔日对手——以及约瑟夫·布罗茨基；对方的地址常被转交给新近抵达的俄罗斯地下文化圈人士。被驱逐出境三年后，布罗茨基已成为西方知识界的知名人物，从奥克塔维奥·帕斯到苏珊·桑塔格都在其中。他帮助一些大多同情共产主义的朋友看清苏联统治的现实；他擅长诗意交谈，也善于结交文学名流，因此与他会面本身几乎成了一种固定类型。俄罗斯流亡者称他为“头儿”；这个称呼把他置于纽约文学界的等级结构之中，而利莫诺夫既是闯入其中的新来者，也是一个正在形成的竞争者。

布罗茨基接到电话时，已记不清利莫诺夫究竟是谁，但还是同意与他和塔妮娅在东村一家茶室见面。这间昏暗舒适的房间布置得颇有中欧风情，适合布罗茨基喜欢的文学辩论，然而熟悉的知识分子交际仪式和没有酒喝，立刻让利莫诺夫兴味索然。塔妮娅与布罗茨基相处自如，令会面气氛轻松下来；利莫诺夫则在一旁观察这位诗人。这次会面表明，在曼哈顿，人们可以通过一连串引荐见到一位声名显赫的流亡者，但接近对方并不等于真正融入其中。

在利伯曼夫妇位于上东区的顶层公寓举行的一场派对上，这种区别变得格外醒目。宾客集财富、权势、美貌、名望与才华于一身；在塔妮娅看来，这里像是一个她也能为自己谋得一席之地的世界。相比之下，利莫诺夫想着要摧毁这个世界——不过他先享受了一番自己从萨尔托夫一路走到这里的成就感。他的自豪立足于一种宾客们不可能拥有的双重视角——他既了解眼前光鲜的室内生活，也了解他们从未见过的萨尔托夫生活。曼哈顿一度仿佛在嘉许他走过的路程，同时也印证了他最有力的独特之处，正是他了解两个彼此不相容的世界。

利莫诺夫在人群中央看见鲁道夫·努里耶夫时，这种掌控感便动摇了。他曾把自己想象成一位异域征服者，认为自己的出现会暴露这群高雅人士的乏味；而努里耶夫的出身离这个社交巅峰更为遥远，却以更强烈、更耀眼的方式体现了同样的攀升。塔妮娅似乎想走近他，利莫诺夫却恼怒地离开房间，躲进洗手间。这场派对因此颠倒了他在心中编排的胜利——曼哈顿让他窥见一个他自认为了解的世界，却也让他面对另一位局外人；此人的到来使他的自我表演显得不再那么独特。

公园、旅馆与一本书的诞生

利莫诺夫走向潦倒后的曼哈顿，每天早晨都要拿中央公园的草坪和第五大道的露台作对照。他在草地上躺上好几个小时，把装着笔记本的塑料袋当作垫子，目光从天空移向利伯曼夫妇居住的大楼。他们的世界，他曾作为一名前途可期的作家和一位潜在模特的丈夫而得以踏入，如今却仿佛属于另一种人生。眼前景象保留了公园与超级富豪公寓之间的垂直距离，但更尖锐的坠落发生在个人身上——他曾受到欢迎，进入那间公寓，如今却成了无处安身、占据公园的一名男子。

躺在草地上时，他把其他人看作可能的人生走向。无家可归者似乎被困住了；办公室职员和秘书也许能往上爬，却不大可能走远；两个写着他以为是电影剧本的年轻知识分子，或许能去好莱坞。一家在草坪上露营的波多黎各人似乎注定会留在原地；然而，他想象着毯子和保温瓶之间的那个婴儿，日后或许会获得诺贝尔奖，或成为联合国秘书长。这些设想既暴露了他目光中的活力，也暴露了它的局限——他把陌生人变成向上攀升或困于原地的故事，同时试图判断自己在公园里的人生究竟是浪漫插曲，还是最后一章。

答案开始在笔记本里成形。他从熟识的小贩那里买了大麻烟卷，抽着烟，坐在草地上写下福利办公室、温斯洛酒店、失散的俄罗斯流亡者、塔妮娅，以及一路把他带到这里的种种经历。他不暂停下来润色文字，而是写满一本笔记本，接着又写满第二本，再写满第三本。在他看来，这本书成了自己唯一的机会。因此，曼哈顿不只是他陷入困顿的背景——公园给了他一个位置，让他得以审视周遭的生活；笔记本则把眼前这个暴露无遗、充满不确定的当下变成可供塑造的素材。

与此同时，温斯洛酒店已经成了他想要疏远的那群俄罗斯流亡者的聚集地。他厌倦了各种社群，尤其厌倦流亡者圈子，于是提着手提箱搬到马路对面更破败的大使馆酒店；那里住着黑人、吸毒者和性工作者。他是那里唯一的白人住客，却并不觉得格格不入。他靠帮人搬家赚了几美元，其中帮过一位拉比，随后拿钱买了些惹眼的二手衣服——粉白相间的西装、带蕾丝领子的衬衫、淡紫色碎天鹅绒夹克，以及两双双色短靴。这些衣服赢得了新邻居的尊重，也标志着他有意更换了生活的社交场景——从曾让他有机会参加顶层公寓派对的俄罗斯文学圈，转到住客处于城市截然不同边缘的一家旅馆。

这种转变并未让他摆脱别人编造的故事。在流亡者圈子里，他是同性恋者、克格勃人员或已经死去的传言，逐渐被另一种说法取代——他和两名黑人性工作者住在一起，还当她们的皮条客。利莫诺夫任由流言传播，并享受它们造成的骚动。在曼哈顿，他从文学圈的宾客变成只能待在公园里的作家，继而搬进大使馆酒店；他的公众身份一部分由别人强加，一部分则是他有意放任别人不断夸大的角色。这座城市接连变换的场景映照出这种不稳定——公园使他的落魄暴露在众人眼前，酒店让他得以与旧圈子之外的人为伍，而笔记本则把这场坠落保存下来，作为一本书的开端。

孤独、表演与城市边缘

城市的种种享乐以颠倒了情感意味的回忆，再次浮现在利莫诺夫心头。夜里，他有时会花钱看色情电影，目的并不主要是挑起欲望，而是为了在回忆中哭泣——从前塔妮娅坐在他身边，他可以为让她达到高潮而自豪。记忆中的影院观众曾是他想象中的观众，见证他的放荡本领；如今，同类场所却加深了他已沦为失败者的感受。另一次，他把刀插进教堂长椅的靠背，弹拨刀身，礼拜者从眼角警惕地看着他，不愿靠近。曼哈顿的公共空间让他始终处于众人视线之内，但被看见并不等于有人相伴。

塔妮娅的缺席本身成了一场私人的表演。利莫诺夫不知道她在哪里，也已不再试图打听；她离开后，他曾纵酒狂欢，此后便避开她可能住着的阁楼。回到旅馆后，他自慰时想象的不是和她做爱，而是她与其他伴侣在一起，其中包括她曾向他描述、用来激他嫉妒的那一男一女。他借着一支蜡烛，用自己的身体演出这番情景，并重复想象中她可能会说的话，随后躺在一片狼藉中喝廉价红酒。这一幕把被抛弃变成一场刻意让自己痛苦的表演——他试图体验自己归咎于塔妮娅不忠的那种屈辱，而不只是重新找回已经失去的亲密关系。

他的幻想也动摇了他从萨尔托夫带来的男性气概准则。三十三岁的他看起来仍像个少年，也知道男人曾被他吸引，尽管他以前拒绝过他们的追求。塔妮娅背叛他之后，他开始想象，与其追求并保护别人，不如被人追求和照顾或许更好；用他自己的说法，他想变成塔妮娅，以取代她。这个愿望仍充满矛盾——他渴望受到保护，却怀疑自己能否尊重保护他的人。在这场私人的角色倒转中，曼哈顿的孤独把问题从性嫉妒推向身份与依赖。

这些经历背后的恐惧，不仅在于他失去了塔妮娅，或失去了自己昔日的流亡者圈内地位，还在于没有人会记得他。他想象自己是一个滞留在曼哈顿的俄罗斯男孩，和列尼亚·科索戈尔、埃迪克·布鲁特、阿廖沙·施涅尔松等人一样，可能像他们活着时那样默默无闻地死去。他对身体的想象则构成一种反衬——他觉得自己有一副年轻健壮的身体，许多女人或男人也许都想触摸它，尽管他感觉没有人需要它。令人向往与受到关爱、引人注目的身体与仿佛无人见证的人生之间的落差，揭开了这座城市奇观更为严酷的一面。曼哈顿起初让他觉得世界鲜明可感；在这些后来的场景里，这座城市却无法保证鲜明的人生一定会留下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