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罗地亚

克罗地亚进入叙事时，带来一个没有简单答案的问题——一个民族能否脱离一个国家；如果它脱离了，那么那些成为少数群体的人又会遭遇什么。随着前南斯拉夫解体，克罗地亚争取独立的行动起初只是远距离争论的话题，后来却因武科瓦尔的毁灭而变得残酷具体。克罗地亚既是一项政治主张，也是一个饱受争议的家园，还是一个邻近社群被重新划为敌人的战场。

独立与塞尔维亚少数群体

起初，埃马纽埃尔·卡雷尔描述自己听人们讨论前南斯拉夫，却没有明确表态。他的许多朋友支持克罗地亚独立，理由是民族自决原则——不应以武力把一个民族留在某个国家之中。另一些人则回应说，若普遍接受这一原则，似乎可能助长没完没了的分离主张。他们还提及法国与塞尔维亚人之间的历史友谊；塞尔维亚人曾抵抗纳粹德国。他们也指出，克罗地亚人在战争期间支持纳粹的历史。在《卡普特》中的一则骇人轶闻里，一名克罗地亚领导人向访客展示一篮眼球，据说这些眼球来自塞尔维亚人，是乌斯塔沙追随者送来的。叙事将这个故事作为当时流传的论据之一加以呈现，而没有借此裁定相互竞争的主张。

在叙述者看来，克罗地亚境内塞尔维亚人的问题更有说服力。他们曾长期在南斯拉夫境内占据多数地位，并处于主导地位；如果独立实现，他们将在一个新的克罗地亚国家中沦为少数群体。弗兰尼奥·图季曼领导的政府最初采取的措施加深了他们的忧虑——西里尔字母标牌遭到禁止，塞尔维亚人被解雇出公务员队伍，南斯拉夫联邦的红星旗则被独立国家的红白棋盘格旗取代。叙事称，这面旗帜由德国人于1941年创制；对于经历过1939至1945年世界大战的人来说，它带有与卐字符相仿的联想。这些细节表明，这场争论不只是抽象的独立权利与否认该权利之间的较量——它也将当地少数群体的安全与地位纳入其中。

卡雷尔强调，解体后的最初几个月里，不能简单地把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划分为绝对的好人与坏人。宣传塑造了彼此竞争的说法，但他认为，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人担心遭受迫害是可以理解的。这一有所保留的判断并非对战争的最终裁决，而是确立了叙事展开时的不确定背景；随后，武科瓦尔的毁灭使人们更难继续把这场冲突视为遥远的争端。

武科瓦尔与战争体验

1991年11月，爱德华·利莫诺夫受邀前往贝尔格莱德，参加他的一本书的首发活动。签名时，几名穿制服的人向他讲起克罗地亚最东端、一个塞尔维亚人聚居的飞地——当地居民拒绝接受克罗地亚脱离出去，自己也宣布脱离，随后爆发战斗。冲突中的重要城市武科瓦尔刚刚陷落。利莫诺夫另有牵挂，但他即将年满五十岁，此前从未上过战场。他接受邀请，决定亲自去看看；兴奋之强烈，使他当晚彻夜未眠。

黎明时，两名军官来接他，开车从贝尔格莱德驶向前线。贝尔格莱德与萨格勒布之间的公路原本连接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首都，如今却布满路障和检查站。士兵检查旅客的身份证件，另一些人则用步枪对准他们。利莫诺夫的俄罗斯人身份使人们以为他信奉东正教、支持塞尔维亚人；他的法国护照又让他们觉得他信奉天主教、支持克罗地亚人。他跟着别人一起谴责图季曼和汉斯-迪特里希·根舍之后，猜疑才逐渐消散；贝尔格莱德的人指责这两人鼓动欧洲承认克罗地亚独立。众人举杯，谈话就此告一段落，他得以继续上路，前往远处传来的枪声和战火过后仍在冒烟的村庄。

在利莫诺夫到访前两天，武科瓦尔已被塞尔维亚军队攻占。他身边的人称这次攻占是解放，但他看到的城市满目疮痍——叙述者将它比作一座较小的、化为废墟的柏林。后来有位作家问利莫诺夫住在哪家旅馆时，他没有解释说城里已经没有旅馆，几乎没有房屋还站立着，即便尚存也都无法居住。满目尽是瓦砾、扭曲的金属，以及推土机正在清理的玻璃碎片堆。就连在路边小便也不被允许，因为那里埋有地雷。许多尸体已经被运走，但利莫诺夫还是被带到一处尸体辨认中心。

在那里，他看见遭受酷刑、烧焦和残缺不全的遗体，也看见士兵从卡车上卸下一袋袋人体遗骸。他问死者是塞尔维亚人还是克罗地亚人，向导回答说他们是塞尔维亚人。这个回答暴露了向导的假定——战争中的受害者是塞尔维亚人，施刑者则是克罗地亚人；然而，现场情形令人难以维持这种看法——武科瓦尔是一座被塞尔维亚炮火——或者如叙事所限定的，是被联邦炮火——摧毁的克罗地亚城市，四分之一的人口下落不明。利莫诺夫没有得出某一方完全正确、另一方完全错误的结论。他相信双方都可能有无辜的受害者、勇敢的战士和遭受不公驱逐的人，但他也把中立视为怯懦，并感到命运已经把他放在塞尔维亚人一边。

民兵、俘虏与邻近社群

武科瓦尔投降后活动的塞尔维亚民兵，也展现了克罗地亚的暴力。让·哈茨菲尔德描述了一群被关在仓库里的克罗地亚俘虏——最后几轮袭击中，他们被迫离开自己的地窖。名义上，人民军负责保护他们，但人民军却退到一旁，任由阿尔坎的塞尔维亚志愿卫队决定他们的命运。胜利者和俘虏往往彼此相识，来自同一座村庄和同一个街区；战前他们曾在那里生活、工作，也曾一起喝酒。这种熟识并未阻止暴力，反而使他们之间新形成的分界更为亲密，也更加触目。

哈茨菲尔德的记述中，俘虏被迫登上军用卡车，前往他们并不知道的目的地。他还描述了民兵的一项惯例——以割喉作为成员的入会仪式。叙事将这些细节归于哈茨菲尔德的报道，并未声称利莫诺夫亲眼目睹了这一具体场景。仓库和被遗弃的城市共同呈现出战时克罗地亚的两幅不同图景——一处是大规模毁灭的场所，另一处则是昔日邻居被俘虏、暴露于武装人员权力之下的社会景观。

克罗地亚在叙事中的位置

克罗地亚的重要性，在于叙事将相互竞争的政治解释与其造成的实际后果并置。独立被论证为各民族的一项权利；塞尔维亚人的恐惧则与他们可能沦为少数群体的前景，以及他们认为带有威胁性的政府措施相关。在武科瓦尔，“解放”一词与被毁的家园、地雷、失踪居民和挤满人体遗骸的中心并列出现。无论是民族自决的说辞，还是向导对受害者所作的截然划分，都无法涵盖这座城市所揭示的一切。

对利莫诺夫来说，克罗地亚也是他长期想象的军事兄弟情谊成为切身体验的地方。他前来此地，是因为相信一个人应该了解战争；尽管他承认苦难与英勇并不只属于某一方，他仍发现自己被吸引到塞尔维亚人一边。因此，这个地方并未消除他的不确定，反而让这种不确定有了危险的方向——他拒绝充当中立的观察者，而周围的毁灭则使这一选择的局限显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