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顿广场

萨顿广场是爱德华·利莫诺夫从仆人的情人、继而从客人和非正式管家的位置，近距离接触富裕生活的场所。史蒂文·格雷在纽约市的临时住所，让利莫诺夫得以罕见地接触一位千万富翁的家庭生活，但并未让他平等分享这种生活——住所里的舒适仰赖珍妮和家中雇员，而利莫诺夫越接近奢华，越清楚自己与屋主之间的社会距离。

纽约住所

史蒂文·格雷位于萨顿广场的临时住所，是家中两处居所之一。他的主要住所是康涅狄格州一座华丽的庄园，他与妻子和三个孩子住在那里。他在纽约市也有一处住所，但只偶尔前往，通常一次不超过一周。两处房产的对比凸显了他的财富规模，同时也表明萨顿广场的公寓并非他长期居住的地方。

珍妮是家中唯一永久住在萨顿广场的人。一名秘书负责处理邮件，一位海地籍女清洁工协助做家务；因此，即使格雷不在，住所也由一小群雇员维持运转。他来访时，家中的生活节奏便会改变。在家里工作的人既等着他来，又怕他来，不过由于他很少露面，他们大多数时候都不必应付雇主的要求。

珍妮的处境与利莫诺夫的到来

珍妮能够把利莫诺夫介绍给格雷，是因为她是格雷的女友，但她在家中的身份是格雷的管家。这一区别也决定了利莫诺夫在萨顿广场的地位。格雷欢迎他，他也成了常客，但他之所以能够出入这里，是因为珍妮在格雷不在时仍以工作维持着这个家的运转。

格雷的举止没有利莫诺夫预想的那么直截了当地显露等级。他有时会不耐烦，也会因小事发怒，随后又道歉；他还煞费苦心地把自己表现成一位开明的雇主。他直呼珍妮的名字，也让利莫诺夫照此称呼她。格雷不摇铃叫珍妮，也不让人把早餐送到自己面前，而是亲自走进厨房。不过，他醒来时早餐理应已经备好——茶要泡得恰到好处，吐司要刚从烤面包机里取出。轻松随意的举动，与围绕他的需要安排的侍候并存。

日常生活与社会距离

利莫诺夫逐渐融入家中的日常场景。他在厨房里读《纽约时报》，格雷有时会客气地问能否拿去看。利莫诺夫想拒绝，但最终还是让了步。这场交谈道出了他在家中看似自在的限度——他可以坐在厨房里与主人交谈，但借报纸这一普通的礼貌举动，仍然重现了两人地位的差异。

格雷的财富也体现在萨顿广场之外的生活中。他去瑞士滑雪，到印度洋潜水；离开纽约住所时，他还可能上楼换上一套价值一万美元的西装，然后去吃午餐。利莫诺夫近距离目睹这种特权，同时也清楚地意识到周围的贫困——格雷常去的餐馆里最便宜的一顿饭，就够一个波多黎各家庭吃上一个月。格雷并不像苏联漫画式描绘中那种残忍、嗜血的资本家；利莫诺夫承认他为人仁厚、举止文明。但这份承认并未消除阶级鸿沟。为什么格雷继承了如此丰厚的财富，而自己却没有，这个问题仍令他无法释怀。

舒适、怨恨与主卧室

珍妮可以把自己的处境视为幸运——她生活在奢华之中，不用付钱，而且除了格雷来访时，想接待谁都可以，也不必承担财富带来的种种忧虑。利莫诺夫无法接受这种看法。他告诉珍妮，她是女佣，而他是女佣的情人，希望激怒她。珍妮没有生气，反而感到惊讶，并平静地指出，没人逼他留下。她的话让选择显而易见，但另一种选择是回到大使馆酒店，在中央公园的草地上度日。尝过舒适环境的滋味后，利莫诺夫不想再回去。

因此，利莫诺夫对萨顿广场的感受是矛盾的。这处住所既提供了舒适，也让他得以观察一种自己极少有机会近距离接触的阶层生活。与此同时，周遭的丰裕加深了他的怨恨，使他转而幻想暴力革命。这处住所并非单纯让他逃离困苦之地——这里的舒适反而让他更难忽视周围的不平等。

趁主人不在时占有住所

利莫诺夫后来在《他的管家生涯》中讲述了格雷不在萨顿广场时自己做过的事。虽然他被安排住在屋顶下的一间房里，他却走进主层的主卧室，四肢摊开躺在格雷的丝绸床单上，在浴缸里抽大麻烟，试穿格雷的衣服，还赤脚走过柔软的地毯。他翻找抽屉，喝玛歌酒。他也把女人带回家，有时一次带两个；他在特大号床上方的大幅威尼斯镜中看着她们，假装自己是这栋房子的主人，至少也是与主人平起平坐的人。这种表演暂时颠倒了家中的等级关系，但它依赖于格雷不在场，也依赖于利莫诺夫事后把一切恢复原状。

格罗夫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了这本书；此前，一家法国出版社已接受利莫诺夫的作品，他也在格雷真诚的祝福下动身前往巴黎。叙述从后来这一视角回望萨顿广场——格雷也许会得知他的管家曾占用自己的卧室、使用自己的物品，但书中暗示，这些越界之举对他的困扰，或许不如利莫诺夫在为他做事时心里所想的那些事情。由此，住所成了比实际侵占更尖锐的越界行为的场所——利莫诺夫可以进入特权阶层的私人世界，但他内心的评判揭示出，这种接近并未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他在其中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