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史观
杜鲁门伟人史观将杰出个人视为创造历史的力量,而不只是历史的产物。本书通过哈里·S·杜鲁门阅读英雄传记,以及他坚信人创造历史,展现了他早年对这种观点的兴趣。叙述还把这一信念与由家族记忆、地方纪念活动和社会环境共同塑造的世界并置,展现了以独特人物为中心的历史观的吸引力与局限。
早期形成
1894年春,一场严重的白喉使哈里暂时瘫痪,并令他无法上学。康复后,他通过暑期辅导补上课程,跳过了三年级。母亲在他十岁生日时送给他四册插图书,书名为《伟人与名人》。这套书汇集了美国和英国主要杂志上的文章,内容涵盖《兵士与水手》《政治家与贤哲》《劳动者与英雄》以及《艺术家与作家》。这并非儿童读物,哈里最终读完了全部四册。书中人物生平的规模与广度,使名人传记成为他持续钻研的对象,而非一时的童年兴趣。
这些传记呈现了一种特定的历史能动性观念。哈里尤其喜欢《兵士与水手》一册,并梦想成为一位伟大的将军。他很喜欢只有一只眼睛的汉尼拔;在美国人物中,他敬仰安德鲁·杰克逊和罗伯特·E·李。李在家族中也很重要——哈里的母亲崇敬他,哈里后来告诉一位朋友,研读伟人的生涯是他希望配得上母亲的一种方式。因此,这种理想将个人抱负与家族忠诚结合起来。英雄史为他提供了成就的榜样,但这些榜样的意义也受他在意其认可的人所影响。
由个人创造的历史
求学期间,哈里把阅读范围扩展到生日礼物中的书籍之外。在镇上的图书馆里,他和查理·罗斯给自己定下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读完馆藏的大约两千册书,包括百科全书。哈里读完了古埃及、希腊和罗马的标准历史著作,并形容自己的目标是学习事实与知识,而不是追寻浪漫冒险。他关注的是作为人们生活与行动记录的历史,而不是遥远的年代序列。
他对历史记录的理解明确以人的能动性为中心——他得出结论,认为人创造历史,否则便不会有历史;他也反对历史造就人的说法。他心目中的伟人从汉尼拔、安德鲁·杰克逊和罗伯特·E·李,扩展到辛辛纳图斯、西庇阿、居鲁士大帝和古斯塔夫·阿道夫。这一脉络仍明显偏重军事。杰斐逊、林肯、列奥纳多,以及其他男孩所敬仰的工业界人物,当时还没有进入他的英雄之列。在他当时的想象中,伟大主要属于那些凭借个人能力克服巨大困难的指挥官和统治者。
共同持有的过去
本书通过展现杜鲁门的历史想象如何产生于一个不断重述自身过去的共同体,丰富了这种以个人为中心的观点。在他的家族中,即便细节并不确定,内战记忆依然具有强烈影响。祖母娘家曾正式列出战争期间被拿走的牲畜、粮食、马车和栅栏木条,却没有列出家族银器或被毁的建筑。尽管如此,后来的故事仍反复讲述据称被拿走的银器,以及一个孩子目睹士兵离去、周围谷仓刚被烧毁的情景。叙述强调,帮助家族坚定情感的,是这些被记住的故事,而不只是那份索赔清单。因此,历史身份是通过记忆的传递集体形成的,其中也包括细节无法证实的叙述。
这一过程在独立城的景观和社会仪式中同样清晰可见。蓝河一处旧渡口仍留有马车车轮的辙痕;一座银行上留有内战战斗的痕迹;乔治·凯莱布·宾厄姆曾在一座旧附属建筑中创作有关第11号总命令的作品。居民也通过关于皮科克警长等人物的故事接触过去;他脊柱里至今还留着一颗子弹。当地公民文化强烈认同南方邦联,纪念罗伯特·E·李和安德鲁·杰克逊,并聚集起来缅怀匡特里尔的老兵。这些并不只是关于名人的例证。它们是一个共同体借以组织历史理解的环境、创伤印记、仪式和故事。
个人成就与历史环境
后文保留了杜鲁门对个人行动的信念所具有的分量,同时拓宽了观察视野。1945年4月12日,富兰克林·D·罗斯福去世后,杜鲁门在白宫内阁会议室宣誓就任总统。领导权的更迭使一个人的行动变得格外重要,但公众的反应也反映了超出总统本人身份的关系与期待。在格兰德维尤,杜鲁门的母亲将自己对罗斯福去世的悲痛与儿子继任总统带来的任何庆贺区分开来,同时表示相信他能够胜任。杜鲁门珍视母亲的回应,认为她直白朴实的表达比圆熟的公关建议更为有效。
这种并置赋予了书中伟人史观双重意义。杜鲁门的阅读促使他把历史想象为有能力的个人所创造的事业,而他后来步步高升,也使他身居个人判断至关重要的位置。然而,他早年的形成过程和公众对他的理解,都无法与家族传承的历史、家乡的纪念文化,以及他所进入的政治时代割裂开来。叙述没有抹去个人能动性,而是表明,那些看似创造历史的人,本身也在更广阔的历史传承中形成,并由这一传承来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