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职位的胜者分赃原则
杜鲁门政治分赃任官制把政治服务视为获得公职的资格，以及分享政府利益的依据。在密苏里州杰克逊县，这一制度并非只在选举日通过奖赏发挥作用，而是依托全年运作的组织，将职位、援助、合同和选票联系起来。哈里·S·杜鲁门担任县法官，展现了这一制度的实际影响力——彭德加斯特政治组织帮助他上任，而他投票支持盟友掌控县里的职位任命；与此同时，他也推动了可以衡量的行政改善。
地方体系中的政治恩庇
托马斯·J·彭德加斯特把政治描述为一种竞争性生意，胜利者有权获得战利品。他的组织以选区为基础建立层级，使这一原则变得具体可见——有区领导、选区小组长，以及每个街区各一名街区负责人。选区小组长迎接新来者，并帮助安排基本服务。组织向有需要的人提供煤炭、食物、衣物和医疗照顾，不要求填写文件，也不会让受助者蒙受与公共救济相关的污名。作为回报，组织期待他们在投票时心怀感激。
这种互惠安排把援助与政治义务结合起来。冬季风暴期间，彭德加斯特旗下企业的卡车给西底区受困者送去保暖衣物；圣诞节时，托马斯·J·彭德加斯特分发了三千份免费晚餐。1918至1919年流感疫情期间，他挨家挨户调查，寻找需要帮助的人。这些举动建立了个人忠诚，而组织对选举支持的期待，则把这种忠诚转化为政治资本。
这种交换也可能从政治恩庇越界为公然的选举舞弊。一些支持者反复投票，以不同身份多次投票。一名在医院洗衣房工作、年仅十八岁时便开始这样做的女性，当时还未达到投票年龄，却曾在一天之内投四五次票。这个故事清楚表明，即使这种行为违法，政治机器内部的政治参与也可能被体验为有趣且能带来个人满足。物质援助、社会归属感和操纵投票是同一政治运作中的不同组成部分，不能把它们当作可以互换的说法。
金钱、合同与政治影响力
该组织的影响力不止于公职。托马斯·J·彭德加斯特扩大了批发酒类生意，并购入更多酒馆；他的兄弟迈克尔·彭德加斯特则成为杰克逊县酒类执照检查员，有权监管六百多家酒馆的执照。这种安排把私人商业利益与公共监管权力结合起来，使政治关系对业主和选民都具有价值。
建筑业提供了更大的获利和施加影响的空间。托马斯·J·彭德加斯特创办了预拌混凝土公司，在工厂搅拌混凝土，再用卡车运送；他还持有铺路、建筑、混凝土管及其他公司的股份。杰克逊县法官掌管县里的财政，雇用道路监工和其他员工，并协助决定哪些承包商能获得县里的工程。因此，政治恩庇不只是任命忠诚者——掌控职位也能影响谁有机会获得公共合同，以及公共工程所用的材料。
哈里·S·杜鲁门的任命与县法院
1921年末或1922年初，彭德加斯特的代表找到哈里·S·杜鲁门，询问他是否愿意竞选杰克逊县东区法官。这一职位属于行政职务，而非司法职务，类似县专员的职位，但拥有很大的政治权力。三名法官掌管人事任命和县级合同，包括道路系统的日常维护。杜鲁门接受了这一提议。在迈克尔·彭德加斯特的第十选区民主俱乐部的一次会议上，迈克尔把他介绍为一名战功卓著、家世受人尊敬的候选人。
杜鲁门对该组织的吸引力，部分来自他在堪萨斯城以外的选民眼中所代表的形象。他是浸礼会信徒，也是共济会成员，有务农经历，出身于与农业和道路工程相关的家庭，并被视为诚实可靠。这些特点使他成为乡村选票的理想候选人，也让政治机器拥有了一张体面的公众面孔。这件事表明，政治恩庇组织可以招募个人声誉本身就是资产的人，而不必只依靠那些早已被视为组织核心圈成员的候选人。
1922年选举之后，新一届县法院于1923年元旦上任。西区法官亨利·麦克尔罗伊是托马斯·J·彭德加斯特的盟友，很快便成为法院的主导人物。尽管官职与政治恩庇五五分配协议曾让民主党内的竞争派系以为县里的职位和利益会平均分配，麦克尔罗伊却几乎没有给对方的“兔子派”什么好处。杜鲁门投票支持他，“山羊派”便填补了道路监工等县级职位；已经受雇于县里的“兔子派”成员则首当其冲遭到解雇。这项安排在实际运作中明确体现了政治分赃原则——谁控制县法院，谁就决定谁能获得公职。
政治恩庇与行政表现
职位重新分配并未涵盖杜鲁门在县法院的全部工作。他致力于降低成本、改善服务。在麦克尔罗伊和杜鲁门的任内，超过一百万美元的县债减少了一半，县里的信用评级得到改善，道路工程也显著提升。杜鲁门熟悉县里的道路和桥梁，还走访安置县内病患的州立机构。这些成果使人们难以把地方行政完全等同于政治恩庇——政府可以奖赏政治盟友，同时改善财政状况和公共服务。
这种张力仍然带来重要后果。杜鲁门后来意识到，县法院放弃五五分配安排存在危险，但在当时，他专注于高效管理县务并兑现承诺。因此，同一套政治结构既让彭德加斯特政治组织掌控人事任命，也可能支持称职的行政管理，同时排斥竞争派系。效率并未消除权力分配的不平等；政治恩庇也不意味着每项行政成果都是欺诈或无效的。
超越地方政治机器
书中对杜鲁门后期公职生涯的叙述，将地方政治恩庇与其他形式的政治和行政权力区分开来。杜鲁门担任参议员期间，通过调查国防采购、挑战强大利益集团而树立声望；克劳德·佩珀回忆说，杜鲁门曾对抗军工复合体，并揭露不法行为。杜鲁门还坚持，战争事务应由文职人员掌管。这些事涉及监督和政策责任，而非杰克逊县按党派派系分配职位的做法。
同样，书中描述的战时机构和外交政策机构，是围绕正式职责、专业知识和总统任命建立的。例如，临时委员会由科学家和政府官员组成，吉米·伯恩斯担任总统的私人代表；该委员会仅负责提供建议，最终建议权仍由亨利·史汀生掌握。不能简单把这类安排称为政治分赃。与县级政治机器并置来看，这些例子说明了为何这一概念只有在具体使用时才最有助益——它描述的是把公职和利益作为政治奖赏进行分配，同时仍有必要将这种做法与监督、行政专业知识以及正式政策责任的行使区分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