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时生产转向和平经济

战后经济转型旨在将以战争为中心组织起来的经济转变为能够满足和平时期需求的经济；日本投降后的几个月里，这一过程演变成复员、物资短缺、通胀担忧和人们要求立即获得保障之间的碰撞。哈里·S·杜鲁门试图通过一项广泛的联邦计划来管理这一转型，但和平到来所带来的压力，似乎是政府和公众都尚未准备好承受的。

转型的规模

这场转型一开始便承受着战时经济的重压；这种经济建立在非凡的产量和联邦政府的指导之上。1942年前六个月，军事合同为经济增加了4000亿美元。哈里·S·杜鲁门担心将军和海军上将正在扩大对工业和农业的影响力，并主张战争事务必须由文职人员掌控。这种忧虑延续到了和平时期——问题不只是如何结束军事生产，还包括如何管理其经济后果，同时避免让国家的未来完全由军方或私人利益决定。

9月6日，杜鲁门向国会提交了一份长达1.6万字的咨文，阐述一项包含21点的国内计划。提案包括提高失业补偿、立即上调最低工资、设立常设公平就业实践委员会、税制改革、农作物保险、提供足够的联邦住房援助，以使每年能够新建100万套住房，以及将《战争权力与稳定法》延长一年。这项延期将使政府在转型期间继续管控企业。杜鲁门在从波茨坦返程时拟定了这项计划，并投入十天集中修改；他不想推迟提案，也不想分批提出，而是希望国会一次性面对整套议程。

复员、价格与失业威胁

战时生产迅速收缩，使这套议程变得迫在眉睫。五角大楼不到一个月便取消了价值150亿美元的合同。波音公司裁员2.1万人，福特公司裁员5万人；与此同时，数十万名军人返乡寻找工作，还有1200万男女仍在军中服役，盼望重返平民生活。取消合同的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几乎没有给有序调整留下余地。

价格与工资之争没有简单的答案。劳工领袖希望结束工资管制，同时维持价格管制；企业领袖则希望采取相反做法。日常用品短缺困扰着消费者，尽管许多家庭在战争债券和储蓄账户中存有积蓄。杜鲁门告诫国会不要重蹈1920至1921年通胀与经济崩溃的覆辙，而人们对大萧条的记忆仍然鲜明，因此有关经济再次崩溃的预测格外有影响力。然而，战后经济也呈现出显著的繁荣——1945年的产量超过1939年的两倍，工人平均收入翻了一番，失业率低于百分之二，农场收入则达到杜鲁门经营格兰德维尤农场时的五倍。这些数据与一种普遍预期并存——繁荣可能转瞬变为严重失业。在一次内阁会议上，亨利·华莱士估计，产出可能减少400亿美元，工资可能减少200亿美元，到春季或将有七八百万人失业。

住房需求与劳工动荡

经济转型不仅意味着重启工厂，或为返乡军人寻找工作。自1941年以来，国家一直习惯于物资短缺、工资上限和住房不足；如今，人们想要一次性补回失去的时间。到10月，全国面临着这段记述所称的最大住房短缺。据称，芝加哥市有10万名无家可归的退伍军人；不久后，该市将提供旧有轨电车，改造为住房。一封寄到白宫的信讲述了一名无家可归的军医中士、他怀孕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写信人让他们借宿了一晚。这类求助使住房短缺有了具体的人情尺度，也让联邦住房援助的需求显得刻不容缓，而非抽象的议题。

劳资冲突又增添了另一重压力。战时不罢工的承诺结束后，工会要求补回先前未能获得的工资涨幅，罢工也在各行业蔓延。纽约有1.5万名电梯操作员停工；另有2.7万名石油工人和6万名伐木工人离开工作岗位。与此同时，新政派人士大批离开政府。工资、价格、就业以及政府应继续发挥何种作用等问题同时引发争执，使和平时期生产顺利转型的前景受到削弱。

杜鲁门的应对与共识的局限

杜鲁门发现，要调和彼此冲突的要求十分困难。他对经济了解不多，重建问题也错综复杂；尤其令他困惑的是，战争期间表现坚毅的人们，为何在和平时期似乎会围绕共同利益如此分裂。他的政治理想仍然是公民责任。辛辛纳图斯是他的个人英雄；这位罗马人物拯救国家后回归务农。杜鲁门把办公桌上的模型大炮换成一架闪亮的模型犁，作为他希望国家实现转变的小小象征。

他的应对方式是更加努力工作——接见更多人，四处奔走，并以紧凑忙碌的日程树立榜样。但努力并没有带来共识。国会否决或搁置了他首项计划中的部分内容，包括失业补偿。屡遭拒绝后，杜鲁门没有改变方向。他继续要求通过重要措施，包括由工资扣款筹资的全国强制医疗保险，旨在使人们无论是否有能力支付费用，都能获得医疗和住院护理。他还主张对十八至二十岁的青年实行普遍军事训练，希望将他们培养为受过训练的文职预备役人员。这些提案体现了他的信念——公共机构应帮助国家为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的风险做好准备，即便这些提案在国会通过的希望渺茫。

因此，战后经济转型并非从军事生产切换到民用生产的单一过程，而是围绕由谁承担代价、由谁塑造新经济展开的斗争。美国进入和平时期时拥有前所未有的生产能力和储蓄，但同时也面临合同取消、军人返乡、住房短缺、劳工动荡以及对又一次经济萧条的担忧。杜鲁门的计划使联邦政府积极参与这一转型；国会的抵制和彼此冲突的诉求则表明，人们对于和平时期的复苏究竟需要什么，几乎没有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