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美国对苏关系政策
杜鲁门战后美国对苏政策是在战时合作瓦解、对苏联意图感到不确定，以及哈里·S·杜鲁门骤然承担美国外交政策责任的背景下逐步形成的。其早期方向既不是简单的迁就，也不是已经定型的对抗纲领——杜鲁门试图保留合作的可能，同时坚持必须履行各项协议，尤其是涉及波兰的协议。由此形成的政策将外交接触与日益愿意抵制苏联控制东欧的态度结合起来；美国国内的支持以及总统权力也影响着可供选择的方针。
承接尚未解决的关系
杜鲁门就任总统时，美国与苏联的关系已经在恶化。美国国务院的一份评估称，自雅尔塔协定达成以来，苏联政府在几乎所有重大问题上都采取强硬立场。在波兰，苏联当局未能履行协议，同时支持一个与之对立的华沙临时政府，并阻止交换被解放的战俘。向约瑟夫·斯大林提出交涉几乎没有成效。这些争端使战时协议在实践中的意义，立即成为新政府面临的考验。
杜鲁门迎接这项考验时，既没有处理与英国或俄罗斯关系的经验，也不曾与温斯顿·丘吉尔或斯大林有过面对面的交往，更没有自己的外交政策团队。围绕苏联问题举行的首次重要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议上，他身边的官员都是从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沿用下来的人——小爱德华·R·斯退丁纽斯、亨利·史汀生、詹姆斯·V·福里斯特尔、乔治·C·马歇尔、威廉·D·莱希、哈里曼、查尔斯·E·博伦等人。这次会议既凸显了政府的延续性，也显示杜鲁门依赖的顾问拥有早于他就任总统的从政经验。因此，他的早期政策是在既有承诺、情况简报和个人研读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而非源自一套已经完备的个人外交班底。
坚持立场而不放弃合作
哈里曼对苏联行为的描述，为杜鲁门理解这场冲突提供了框架。哈里曼认为，苏联领导层既希望与美国和英国合作，也希望加强对东欧邻国的控制。他相信，斯大林周围的一些人把美国的合作意愿视为软弱。然而，哈里曼并不认为双方必然决裂——苏联战后需要美国的财政援助，这使美国有理由在重大问题上坚持立场。杜鲁门回应说，他准备采取坚定而公正的态度，而且苏联对美国的需要超过美国对苏联的需要。
这种立场并不意味着要求双方完全一致。哈里曼警告说，俄罗斯控制波兰或罗马尼亚，可能意味着秘密警察横行、言论自由丧失；他还认为，美国必须重新审视苏联会遵守公认国际原则这一假设。与此同时，他相信双方仍可能通过彼此让步维持可行关系。杜鲁门承认，完全合作并不现实，并表示他可以接受远未达到完全一致的结果。政策中的矛盾已清晰可见——既要认识到政治冲突的深刻程度，又不能把每一次分歧都视为外交失败的证据。
波兰成为衡量这种平衡最明确的尺度。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即将抵达华盛顿时，杜鲁门警告说，如果波兰问题的解决没有遵循雅尔塔协定中的约定，参议院可能会拒绝美国加入联合国。他打算向莫洛托夫直截了当地提出这个问题。在两人首次短暂而友好的会面中，杜鲁门曾告诉这位苏联部长，他会支持罗斯福作出的承诺，并努力沿着同一方向行事。但官员报告说，苏联坚持要由其属意的政府统治波兰后，杜鲁门称这种达成协议的做法有失单方面，并表示如果苏联继续拒绝合作，达成协议的努力可能就此结束。从友好保证转为公开警告，表明延续罗斯福的承诺并不意味着接受对这些承诺置之不理。
欧洲战略与雅尔塔协定的含义
有关政策的争论也涉及盟军在欧洲的部署。丘吉尔敦促杜鲁门让美国和英国军队留在现有阵地，不要撤至与苏联商定的占领线。他认为，在波兰和东欧其他地区的未来尚未解决之际，西方盟国应利用仍在当地的军事力量作为筹码。然而，杜鲁门答复说，他打算遵循美国对雅尔塔协定的解释；这意味着美军在德国可能需要从易北河一线后撤多达一百五十英里。
这一选择揭示了两种立场的差异——一种是把守住阵地作为谈判筹码，另一种则是把先前协议视为必须履行的义务。丘吉尔担心，在波兰和东欧其他地区的局势尚未解决前撤军，会增强苏联的支配地位；杜鲁门给出的回应则是遵循他对雅尔塔协定的解释。本书没有将此事描述为欧洲更广泛危机的定局，而是展现了新总统如何在战略筹码、盟国协调和恪守协议等相互竞争的要求之间作出权衡；当时的每项选择都可能影响之后的谈判。
仍在摸索中的政策
杜鲁门早期的公开和私下立场并非在毫无失误或疑虑的情况下形成。他写道，要维护世界和平就必须保持耐心；与此同时，他私下用强硬措辞描述自己与莫洛托夫的交锋，并向约瑟夫·E·戴维斯寻求确认，想知道自己的做法是否正确。欧洲战事结束后，他还突然削减了对苏联、法国和英国的租借援助。已经出海的船只被召回；杜鲁门似乎没有读过命令便签了字，因为官员向他保证罗斯福已经批准。他随后不得不撤销这一决定。这一事件表明，政策可能因了解不完整而迅速改变；新政府一面宣示坚定立场，一面却未能始终充分掌握自身的决策。
文官控制这一更广泛的治理原则，也影响了当时的政治环境。杜鲁门曾主张战争努力必须置于文官权力之下，并警告说，军方对工业和农业的影响可能会塑造国家战后的政治与经济结构。这项原则不同于与苏联进行的谈判，但同样属于战后由谁决定美国政策这一更大问题。在苏联争端中，总统正在形成的方针取决于如何权衡既有协议、顾问的评估、国会支持国际承诺的意愿，以及他本人对后果所负的责任。其鲜明特征并非一套已经完成的准则，而是在坚持反对苏联行动的同时继续谈判，并在此过程中认识每种做法的局限与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