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备战

在哈里·S·杜鲁门的政治观中，军事备战并不只是要求扩充武装力量。它意味着以军事实力应对威胁，同时确保由文官掌控战争和国家政策的决策——杜鲁门在美国参战前就倡导这种平衡，并在围绕军需采购、原子弹和军事指挥权的争议中捍卫这一主张。

从中立到重新武装

随着战火席卷欧洲，杜鲁门日益担忧纳粹主宰世界的可能性。他曾投票支持1936年《中立法》，但后来认为，面对事态发展，美国保持中立已不合时宜。10月，他在密苏里州的一次演说中主张解除武器禁运，并由美国向友好国家出售武器。他还与参议员詹姆斯·伯恩斯一道，呼吁增加国防拨款、立即扩充陆军，并建立一支足以与任何对手匹敌的海军。他反对美国优先运动抵制援助的立场，并批评查尔斯·A·林白的孤立主义论点。

随着欧洲危机加深，这一立场变得更加具体。6月30日，杜鲁门在一次广播演说中呼吁美国尽可能多地向英国出售飞机和物资。当时，他是军事事务委员会和拨款委员会军事小组委员会的成员。1940年9月，他投票支持美国首个和平时期征兵法案。到12月，尽管美国名义上仍处于和平时期，国防合同金额已超过100亿美元。动员的规模使军事备战成为涉及人力、生产和公共支出的实际问题，而不再只是对外国威胁的警告。

文官权力下的战备

杜鲁门支持扩大军力，并不意味着他认为军官应当主导国家的战争努力。1942年，随着将军和海军上将对工业和农业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他指出，文官控制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其后果可能塑造国家战后的政治和经济秩序。即使审查计划的委员会与负责官员意见不一，他仍支持赋予一名行政官员统管军需采购的权力，因为他担心国会监督可能越权干预政策方向。

军事部门的主动行动与文官审查之间的分歧，在卡诺尔输油管道工程中显现出来。布里昂·B·萨默维尔将军在缺少广泛协商、也没有清楚说明工程成本和实际需求的情况下，启动了修建一条长1200英里、直径四英寸、从加拿大延伸至阿拉斯加的管道计划。该计划的保密情况及其使文职机构无法审查的事实逐渐明朗后，委员会对其进行了调查。对杜鲁门而言，有效的军事备战离不开军事实力，但仅有实力不足以成为绕开文官判断或重大项目常规监督机制的理由。

杜鲁门本人的军旅经历也使他更加重视这一区别。作为一名预备役上校，他知道陆军缺少合格军官，于是前往乔治·C·马歇尔将军办公室，试图应征入伍。马歇尔告诉他，他年纪太大，在参议院为国家效力会更有益。这番交谈既体现了杜鲁门的立法者职责，也体现了他希望穿上军装贡献力量的愿望——危机之中，服役既可以是增强军力，也可以是履行文官职责，监督军队如何被运用。

原子弹决策及其人道代价

原子弹使备战要求与动用前所未有武力所带来的后果交织在一起。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警告杜鲁门，不要让美国在暴行方面超过希特勒；与此同时，他也担心，常规轰炸可能使人们找不到合适的场合展示这种新武器的威力。有关举行无害技术演示的方案曾被考虑，随后遭到否决。马歇尔早先曾考虑先打击军事目标，并在攻击制造业中心前发出警告；但科学小组认为，任何演示都不太可能产生所需的震慑效果。当时可能只有一颗原子弹已经准备就绪，而且其能否发挥作用仍不确定；如果公开演示失败，反而可能坚定日本的抵抗意志，而非促使其投降。

史汀生强调，向总统提供建议的委员会并不承担最终提出建议的责任。杜鲁门后来回忆说，波茨坦的高级顾问大体支持使用原子弹，而马歇尔估计，入侵日本本土至少可能造成25万名美军伤亡。杜鲁门还写道，自己经过长时间思考才得出结论，而且厌恶这种武器。这一叙述并未将决策描绘成某个清晰瞬间作出的选择，而是呈现为军事行动的惯性、替代方案的不确定性，以及尽快结束战斗的迫切愿望交织下形成的决定。

杜鲁门8月9日的私人回应清楚表明，军事必要性并未抹去他对平民的关切。他对可能摧毁整个人口深感遗憾，并表示除非绝对必要，否则不会这样做；他还预计苏联参战后，日本很快就会投降。当晚，他在一场谈及波茨坦的广播演说中，敦促日本平民离开工业城市。因此，在杜鲁门的叙述中，军事备战背负着道德重担——迅速结束战争的能力，必须与所选手段造成的人道代价一并权衡。

军事指挥的界限

朝鲜战争期间，杜鲁门对军事备战的理解还包括在紧急情况下维护总统权力。阿弗雷尔·哈里曼敦促他趁公众支持仍然强劲时，寻求国会通过宣战决议。迪安·艾奇逊则认为，总统可以依据其作为三军统帅的宪法权力行事，并警告说，寻求国会批准本身可能造成不利后果。杜鲁门赞同艾奇逊的看法，认为诉诸国会可能使未来的总统更难应对紧急情况。哈里曼后来认为这一决定是错误的，但也指出，这体现了杜鲁门对总统行动长期影响的顾虑。

杜鲁门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冲突揭示了这种顾虑的另一面——指挥官公开发表的言论可能挑战文官政策。麦克阿瑟以个人名义发表声明，无视了避免就外交政策发表声明的指示。杜鲁门认为，这既是违抗他作为总统兼三军统帅所下命令，也是违反联合国政策。麦克阿瑟后来致众议院少数党领袖约瑟夫·W·马丁二世的信主张扩大亚洲战事，包括动用蒋介石的军队。杜鲁门此前已花了数日考虑是否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但起初选择以克制的方式予以谴责，而不是立即将其免职，因为他顾虑与一位享有巨大公众声望的指挥官对抗所带来的政治后果。

在这些事例中，军事备战的含义不止是准备好军队、武器和物资。杜鲁门的叙述将战备与立法权、文官对军需采购的审查、对武力使用的克制，以及对总统政策的服从联系起来。反复出现的难题是——如何动员足够力量应对紧急情况，同时又不让军事必要性取代文官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