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财富过度集中的危险
杜鲁门“权力与财富过度集中的危险”是哈里·S·杜鲁门提出的一种观点——财富和企业权力集中可能扭曲法律、损害公众利益,并加深经济危机。在1937年12月20日的一次重要参议院演说中,他将铁路接管程序和华尔街金融活动的运作,与一个更广泛的道德和政治问题联系起来——一个崇尚巨额财富胜过公共服务的社会。他批评的并非抽象意义上的规模本身,而是揭示金融影响力如何通过债务、律师费、法院程序以及接触监管机构的渠道发挥作用;与此同时,他主张建立权力分布更分散的经济,并强调任何监管公式都无法取代负责任的人。
批评观点的形成
这一观点随着杜鲁门参与铁路调查、以及他与路易斯·布兰代斯大法官的友谊日益加深而逐渐形成。铁路小组委员会工作人员马克斯·洛温塔尔邀请杜鲁门参加布兰代斯及其夫人主持的一次星期日茶会。杜鲁门起初承认,自己不习惯与地位如此显赫的人交往。然而在聚会上,布兰代斯花了不同寻常的时间听他谈铁路调查,并因杜鲁门读过自己的几本书而感到高兴。杜鲁门觉得自己与宾客格格不入,但也发现自己受到的欢迎超出预期。
杜鲁门后来又参加了几次茶会。他后来表示,自己和布兰代斯都认同权力与财富过度集中的危险;文中指出,布兰代斯的影响很快便显现出来。这种影响与杜鲁门政治观中原有的一种倾向相契合——他对特权、显赫地位和权力集中抱有怀疑。到1937年12月,这种观念已经形成一篇准备好的演说;在洛温塔尔协助下,杜鲁门数次撰写和修改演说稿。他事先宣布演说,是因为不愿听众只有空荡荡的参议院议场;他还提醒贝丝·华莱士·杜鲁门,这篇演说可能会让人给他贴上激进派的标签。尽管如此,他仍打算讲出自己的信念。
权力集中的运作机制
这篇12月演说之前,杜鲁门曾在6月抨击企业金融惯例。他将杰西·詹姆斯危险地抢走罗克艾兰铁路3000美元,与现代金融家通过控股公司从同一家铁路公司攫取7000万美元的能力相提并论。这一比较让被指控的不当行为规模变得一目了然——与通过体面的金融安排抽取的巨额财富相比,旧时代匪徒的劫掠显得微不足道。
12月,杜鲁门把重点放在铁路接管和重组上。他点名提及参与相关程序的知名律师事务所,并列举接管人律师收取的高额费用。他举例说,有律师乘坐破产铁路公司的专用车,免费带家人去加利福尼亚度假;一名联邦接管案法官则可使用密尔沃基与圣保罗铁路破产后的一辆专用车。这些细节支持了他的更广泛指控——破产铁路相关的法律程序可能使负责管理程序的人获利,而公司及其投资者却承担后果。
他还描述了私人代表与公共代表之间的不平衡。他认为,铁路公司、保险公司和银行家的律师能够与州际商务委员会成员会面、共进晚餐,并讨论委员会审理的事项。按他的说法,委员会自己的律师装备不足,难以与代表大型金融利益集团的人士在专业能力和影响力上抗衡。因此,问题不仅在于财富集中,也在于集中的财富能够持续接触负责监管它的机构。
贪婪、规模与另一种选择
杜鲁门将深层驱动力称为狂野的贪婪,并将公众对亿万富翁的崇敬与对公职人员较少的尊崇相对照。他质疑一种假设,即慈善机构能够抵消巨额财富背后的代价;他把卡内基图书馆与霍姆斯特德钢铁工人并提,也把洛克菲勒基金会与科罗拉多燃料与钢铁公司的遇难矿工并列。他要表达的是,公共慈善本身并不能解决财富是如何积累起来的问题。
他将这一道德论点与经济论点联系起来。按他的说法,失业和动荡反映了权力和人口过度集中。他反对保险公司资产中有百分之六十集中在四家公司手中的情况,并以此对比由一千家公司各持有四百万美元的格局。他还把一千座各有七千人口的城镇与一座拥有七百万人口的城市相比较。这些比较体现了他倾向于分散经济能力和人口,而不是任由规模日益庞大的机构占据主导地位。
杜鲁门还将金融集中与大萧条联系起来。他认为,投资银行家让运输公司背负沉重债务,以便向储蓄银行和保险公司出售证券并收取佣金;最终,进一步借贷的来源将会枯竭。他并未声称有某一种公式能够修复铁路。他的结论是将制度改革与个人责任结合起来——铁路的实际运作和财务运营,以及国会法律的施行,都有赖于品行端正的人。在他看来,分散权力与确保施政廉正彼此相关,却是两项各自不可或缺的要求。
调查与公众反响
这篇演说以杜鲁门不顾政治风险坚持推进的工作为基础。调查很大一部分涉及破产的密苏里太平洋铁路背后的金融交易。洛温塔尔曾发表关于铁路重组的分析著作《投资者买单》,他警告说,调查可能会发现令杜鲁门在密苏里州难堪的材料。杜鲁门指示工作人员像进行其他调查一样继续推进。要求停止或放缓听证会的压力不断加大,但调查仍然继续。
杜鲁门礼貌而坚持地询问证人,给予他们所需的时间。洛温塔尔认为,公平和克制,尤其是在行使调查权时,是杜鲁门品格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听证会的做法让演说中关于廉正公共施政的主张有了实际体现——杜鲁门批评强大的私人利益集团,同时努力克制地运用调查权。
这篇演说成为《纽约时报》的头版新闻,并立即引起劳工领袖和倾向改革的公众人士关注。参议员们不怀疑杜鲁门做足了功课,尽管有些听证会乏味至极,以至于他往往是唯一出席的参议员。这种反差对他逐渐形成的声誉十分重要。一位出身背景曾令人怀疑的参议员,正逐渐以精明的调查者身份获得认可;演说背后的调查工作,以及他顶住压力、坚持推进调查的经历,使他对权力集中的抨击不只是修辞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