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福扩大最高法院计划

杜鲁门

罗斯福扩大最高法院计划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于1937年提出的一项方案——如果年满七十岁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没有退休,就将最高法院成员人数从九人增至十五人。该计划是在最高法院宣布罗斯福新政时期的早期方案违宪后提出的,但其命运并非只取决于这场争议——罗斯福试图在未与国会领导人协商的情况下争取通过法案,引发了参议院一场造成重大损害的反抗,暴露了总统施压的局限,最终法案被送回委员会。对哈里·S·杜鲁门而言,这场争议既是一次政策抉择,也是一次不同寻常的个人考验,关乎白宫能在多大程度上把他的支持视为理所当然。

提案与总统策略

1937年2月的第一周,罗斯福公布了扩大最高法院的计划。压倒性选举胜利使他在国会获得了规模空前的多数席位,他似乎有信心改组一个曾阻挠部分罗斯福新政的机构。然而,他既没有咨询国会领导人,也没有事先通知他们。书中将这种做法视为一项关键失误——为了影响最高法院的裁决而扩大其规模,损害了罗斯福的政治声望,并在参议院内部以及行政与立法部门之间引发危机。

政府将法案通过视为其更广泛立法计划的关键。白宫顾问认为,只要在最高法院之争中获胜,罗斯福想要的其他一切就会“落进篮子里”。这种预期抬高了利害关系,也使该提案成了对总统影响力的一次考验。罗斯福坚持说“人民站在我这边”,与此同时,参议员们面对着强烈的公众愤怒以及本党内部的反抗。到六月时,连副总统加纳也对这场风波愤怒至极,收拾行李返回得克萨斯州。

参议院的反对与杜鲁门的立场

反对声浪十分强烈,并跨越了民主党内部的分歧。包括卡特·格拉斯和贝内特·克拉克在内的保守派抵制法案,一些此前被视为罗斯福可靠支持者的参议员也同样反对。康纳利和惠勒领导了反对行动。曾支持总统的参议员发现自己夹在白宫施压与家乡选民的愤怒之间。格拉斯预言,鉴于罗斯福的声望,反对可能徒劳无功,但他宣称自己仍会尽全力抵制这项提案。

杜鲁门和阿尔本·W·巴克利一样,选择支持罗斯福,理由是最高法院的规模过去也曾改变。他没有参与辩论,而是忙于铁路调查;惠勒对这项工作的兴趣减退后,杜鲁门作为小组委员会副主席承担了更多工作。六月,在最高法院争议期间,杜鲁门发表了截至当时他在参议院最长、也最大胆的一次演说——提交铁路调查的初步报告。然而,他在最高法院问题上的立场招来了愤怒的来信。他宣布支持后,有人指责他是罗斯福的傀儡,他的头痛也再次发作。他宁愿完全避开这个问题。

多数党领袖之争

这场争议与参议院领导层突然出现的空缺交织在一起。7月14日,负责推动罗斯福法案的多数党领袖约瑟夫·罗宾逊在国会大厦对面的公寓里因心脏病去世。民主党人推选继任者期间,最高法院之争暂时搁置。主要候选人是巴克利和保守派帕特·哈里森,这项选择可能影响罗斯福新政在参议院的未来。

罗斯福公开施压,支持巴克利,还写了一封称他为“代理”多数党领袖的“亲爱的阿尔本”信。参议员们认为这是对参议院事务的傲慢干涉,又引发了一场激烈争斗。白宫施压变得更加直接——参议员威廉·H·迪特里希曾答应投票支持哈里森,但在获得参与任命两名联邦法官的机会后改变了立场。白宫还联系了托马斯·J·彭德加斯特,请他告诉杜鲁门该如何投票。按杜鲁门的说法,这项请求并未伴随任何官职恩惠的提议。

杜鲁门告诉彭德加斯特,他已经答应支持哈里森,不能食言。他后来表示,拒绝詹姆斯·A·艾尔沃德并非特别困难,但拒绝彭德加斯特是他做过的最难的事情之一。他认为,这是彭德加斯特唯一一次打电话来询问他的投票;通常,彭德加斯特通过电报表达看法。书中没有明确说明杜鲁门支持哈里森的原因——他喜欢巴克利,也没有明显理由反对他,但这个选择或许让他得以向罗斯福表明,自己的支持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

这件事也揭示了杜鲁门因白宫处理方式而感受到的侮辱。由于白宫官员去找彭德加斯特,而没有直接与他交谈,杜鲁门由此认定,他们仍把他视为彭德加斯特的参议员。由于无法与罗斯福交谈,他便告诉新闻秘书史蒂夫·厄利,自己受够了被摆布、被当成办公室勤杂员,希望得到与其职务相称的尊重。与此同时,巴克利认为杜鲁门已答应支持他。巴克利后来回忆说,杜鲁门来找他,请求解除自己的承诺,因为要求他投票支持哈里森的压力实在太大。巴克利钦佩杜鲁门愿意直接面对他,而不是假装友好、掩饰这场冲突。

失败与政治后果

7月21日,民主党参议员在参议院办公大楼白色大理石核心小组会议室举行会议,以无记名投票选出多数党领袖。巴克利以一票之差胜出。杜鲁门立即表示支持他;此后两人成为朋友和盟友。结果如此接近,使杜鲁门坦率直接的做法在这场领导权之争中产生了影响,不过现有证据无法确定他的选票对最终票数有何影响。

次日,支持最高法院法案的势头已荡然无存。参议院以五十票的差距将法案送回司法委员会,法案随后夭折。罗斯福遭遇了就任以来第一次、也是最严重的一次失败。杜鲁门认为这个结果咎由自取——他认为该计划是个错误,罗斯福处理这场斗争的方式也极其糟糕。因此,这次失败既体现了改组最高法院的努力遭遇争议,也带来了关于总统说服力局限的更广泛教训——当策略疏远了那些其支持不可或缺的参议员时,庞大的选举多数和白宫的强硬施压也无法克服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