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民众并主张人民掌权的杰克逊式民主观
杜鲁门杰克逊式民主体现在哈里·S·杜鲁门身上,是一种政治权力属于人民、公民应积极参与政府事务的信念。它塑造了他直接会见选民的偏好、把普通美国人视为公共生活主人的诉求,以及坚持以民众利益作为衡量政策的标准。本书呈现的这一信念,并非仅仅是一种竞选风格,也是政治信心的来源,并且是经受总统职位所带来的妥协与责任考验的一项原则。
民众政府与政治根基
本书指出,杜鲁门对民主的信念根本而坚定。他信任美国人民,也乐于从事政治的实际工作——走访全国各地、会见人群,并向登上他的列车的地方政界人士问候。这些相遇并非空洞的礼节。他真心喜欢与人们见面,和他们接触会让他感觉更好。担任总统后,他觉得自己更有必要会见他所谓的普通美国人。
一次傍晚散步时的短暂相遇,体现了这种民主观念在人际交往中的具体面貌。杜鲁门走下铁梯,查看升降纪念桥中段的装置,遇见了正在用铁皮桶吃晚饭的桥梁守护员。那人似乎毫不惊讶地向他问好,并说自己刚才正在想总统。杜鲁门珍视这句问候,此后一直没有忘记。这个场景让政治联系呈现出相互性——总统主动接近公民,而公民的认同对总统而言也同样重要。
直接诉求与竞选实践
杜鲁门把这一信念化为一种以直白言辞和个人判断为核心的公众风格。在内华达州斯帕克斯,他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立场明确、不会闪烁其词的人,并一再将核心政治抉择表述为人民与特殊利益集团之间的选择。他称政府的根基在基层,政府属于普通公民。他把自己的竞选称为一场运动,邀请支持者不仅支持他,也帮助让政府继续处于民众掌控之下。
他的诉求也把参与视为一种责任。他回顾说,1946年有三分之二的选民没有投票,并指出他们渴望变革,却助长了他们当时不得不面对的那届国会。他敦促听众运用自己的判断,为自己投票。按照这种说法,民主所需的不只是民众赞同某位候选人——公民若想影响政府的作为,就必须参与其中。
列车停靠的各站为这一论点提供了看得见的场景。人群在车站等候,有时从清晨便开始;男人和男孩爬上屋顶与信号塔,以便看得更清楚。列车到站时,乐队奏乐,杜鲁门从蓝色天鹅绒帘幕后走到站台上,地方政界人士陪在他身旁。一次次相遇把国家层面的职位与地方政治生活联系起来。人群可以直接看见并听到总统,而他也能不必借助正式机构所带来的距离,展现自己的形象。
本书强调,他的吸引力来自亲切熟悉,而非高高在上的英雄气概。他并未被描绘成独创思想家或完美无瑕的演说者;他有时会把词句或名字说错,咧嘴一笑,再试一次。他的信念和说话方式似乎与听众相近。这种相似性使他的民主主张更具说服力——他请选民把他视为站在他们一边的人,而不是一个与他们隔绝的人物。
在职期间的劝说
同一种信念也影响了杜鲁门与政治机构打交道的方式,尽管执政所要求的不只是直接诉诸民众。1945年4月16日,他首次以总统身份向国会发表演说。在众议院议长介绍他之前,他便开始讲话;这个短暂的失误让场面既令人发笑,又令人感慨。演说持续十五分钟,获得十七次掌声。这一反应表明,他可以通过直接向国会和广大广播听众发出诉求,增强自己的公众权威。
面对国会的抵制,他表现出显著的坚持。国会对他的要求犹豫不决时,他没有放弃原来的做法,而是再次提出请求。他主张实行全国强制医疗保险,使人们无论有无支付能力都能获得医疗和住院护理;他还呼吁对十八至二十岁的青年实行普遍军事训练。他认为,和平既有赖于善意,也有赖于备战。这些提议表明,他所理解的民众政府并不意味着一味附和选民当下的情绪;它也意味着提出他认为有益于国家的政策,并在国会反对时继续为其辩护。
希腊和土耳其援助危机期间,杜鲁门在要求提交局势报告后召集国会领袖会商。乔治·C·马歇尔敦促立即采取行动,警告说不作为可能让苏联影响力扩张;杜鲁门同意希腊亟须获得大量援助。随后,他阐明了更广泛的利害关系;这项工作要求他说服国会,而不能仅仅依靠总统权力。这一事件显示,他的民主实践通过与民选代表审议,并努力争取公众和立法机构支持政策而展开。
民主信念与总统责任
杜鲁门对权力集中的疑虑,也体现在他支持审查军事机构上。他在参议院调查战时生产的委员会中的工作,使他的声望有所提升;就连此前认为他平和、尽责但平淡无奇的自由派人士,也开始对他另眼相看。克劳德·佩珀回忆说,杜鲁门通过要求提供证据,向强大的军工复合体发起了挑战。这一事件把民主问责与调查联系起来——掌握巨大权力的官员和机构并非不容质疑。
然而,本书并未把信任人民等同于听凭民意冲动行事。在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争端中,杜鲁门面对的是一位声望极高的指挥官,而全国人民已厌倦战争。麦克阿瑟违抗了有关公开发言的指示后,杜鲁门没有立即将他免职。他口述了一份措辞克制的申斥信,提醒这位将军,命令要求公开发言须先经华盛顿批准。这一选择既反映了他对政治后果的审慎,也体现了总统的宪法权力和指挥链条的重要性。公众舆论固然重要,却不能免除审慎决策的责任。
这一概念在叙事中的重要性,正在于这种张力。杜鲁门的杰克逊式民主使他相信普通公民,并拥有一套挑战特殊利益集团的话语;与此同时,他的执政记录一再使这种信念面对国会、顾问、军事权威和政治风险的考验。他对民主的信念,在会见选民并请他们自行判断时最为鲜明;而当民主领导意味着不仅要争取民众支持,还要在宪法限制内为决策负责时,这一信念便经受了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