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共恐慌

反共恐慌既成为公众焦虑，也成为对哈里·S·杜鲁门的政治考验——他质疑共产主义影响是否真的构成批评者所声称的广泛威胁，却授权实施和平时期的联邦雇员忠诚调查计划。这一事件表明，即使总统怀疑相关指控的依据，对渗透的恐惧仍可能推动政策；而旨在削弱政治攻击的措施，也可能对公民自由留下持久影响。

恐惧获得政治力量

到1946年，对共产主义影响的担忧日益加深，与人们对物资短缺及其他战后问题的不满同时增长。这些担忧并非一回事——本书指出，从长远来看，对共产主义影响和渗透的恐惧，比对肉类短缺的不满更为重要。来自全国各地的报道反映出普遍的反共情绪，共和党人则指责杜鲁门在国外绥靖苏联、在国内助长共产主义。他们的指控把外交政策变成国内政治武器，将民主党政府描绘成分裂或受到渗透。

共和党人的警告从声称共产主义者渗透大学和陆军，到指称政府官员服务于非美国利益，不一而足。渥太华间谍网的发现加剧了这些指控的政治影响；这一发现为担忧提供了依据，但所谓国内威胁的规模仍有争议。联邦调查局局长J·埃德加·胡佛公开警告称，共产主义者在国内人数众多。按照本书的叙述，对间谍活动的警惕、党派攻击以及对苏联势力不断扩大的忧虑彼此交织，使反共恐慌成为政治辩论中的一股强大力量。

杜鲁门私下的焦虑并不只是照搬对手的说法。他警惕自己所称的“赤色分子”和同路人，间谍网曝光也并非毫无根据。然而，他同时认为人们过度渲染了共产主义威胁，并认为国家是安全的，因为在他看来，大多数人都很理智。在承认真实安全隐患与抵制被夸大的公众恐慌之间，这种张力塑造了他的应对方式。

杜鲁门不情愿的安全应对

1946年夏，在司法部长汤姆·C·克拉克施压下，杜鲁门秘密同意在涉及国防的案件中继续实施电子监控。这项政策始于富兰克林·D·罗斯福执政时期，但克拉克没有告诉杜鲁门，罗斯福1940年的原始授权仅适用于外侨。这一事件说明，安全措施可能在其最初依据的适用范围改变后仍继续存在——杜鲁门批准延续监控时，并未获知这一重要限制。

次年，要求采取行动的政治压力日益加大。共和党人推动调查，并把政府遭共产主义者渗透的指控当作民主党失职的证据。司法部长汤姆·C·克拉克和J·埃德加·胡佛认为，即使只有少数雇员不忠，也足以威胁国家安全；胡佛还寻求广泛权力，以清除政治观点可疑的公职人员。怀疑尤其集中在国务院；尽管缺乏证据，关于新政时期政府已被共产主义者渗透的指控仍广为流传。

杜鲁门尤其担忧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及其主席J·帕内尔·托马斯。他担心委员会会把忠诚问题推向极端。他希望抢先采取行动，以此阻止委员会攻击，并避免在他对外采取更强硬的反共政策时，自己的政府被指责在国内软弱。因此，他的选择既是一项安全措施，也是对围绕其总统任期的政治形势作出的回应。

忠诚计划及其政治用途

1947年3月21日，也就是他向国会发表演说九天后，杜鲁门颁布第9835号行政命令，设立联邦雇员忠诚与安全计划。该计划建立了一套繁复的忠诚审查制度，并把某种形式的联邦雇员审查带入和平时期。罗斯福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采取措施，取消政府工作人员的任职资格或对其进行调查；本书指出，在杜鲁门颁布这项命令之前，和平时期从未采取过类似措施。

这项命令以引人注目的行动回应了政治上的弱点。《时代》杂志驻国会山记者的一份机密评估描述了它的即时效果——共和党人开始认真看待杜鲁门，而“共产党人在政府里，却无人采取行动”这一指控也变得更难成立。短期内，这项措施削弱了对手惯用的一种攻击方式，并表明杜鲁门不会把这一议题拱手让给批评者。此举带来了政治收益，但该计划的影响范围及后果远超眼前的政治较量。

杜鲁门在计划实施期间仍心存保留。他强烈反对联邦调查局掌握如此大的权力，并担心它可能发展成盖世太保式的公民监控体系。他也不接受仅凭政治观点可疑就认定某人不忠的假设。由此，这项政策包含着根本矛盾——它试图安抚公众、阻止国会攻击，却赋予忠诚审查制度权力，而总统本人也担忧该制度可能过度行事。

回顾与意义

克拉克·克利福德后来把该计划描述为一个受1948年大选影响的政治问题——按他的说法，当时并不存在严重的忠诚危机，杜鲁门也并未认为反共恐慌具有根本重要性，但政治压力仍使应对显得不可避免。这一回顾性评价凸显了该计划的公开理由与其背后政治考量之间的差异。本书还指出，克利福德自己的家人也受到该计划影响，说明其后果并非纯属理论问题。

在晚年的回忆录中，杜鲁门为该计划辩护，称其是在当时舆论环境下力求公平的尝试。然而，他私下与朋友交谈时承认，这是一场可怕的错误。这些判断表明，这一事件并非简单地在警惕与漠不关心之间作出选择。反共恐慌压缩了政治分歧的空间——杜鲁门怀疑危险的规模，担心联邦调查局的调查权力，却仍选择建立联邦忠诚审查制度，以反驳软弱的指控。该计划在政治上的即时成功并未化解这一冲突，反而使冲突成为政策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