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杜鲁门与贝丝·华莱士的爱情关系

哈里·杜鲁门与贝丝·华莱士的关系始于童年。当时，哈里·S·杜鲁门迷上了一位自己羞于开口交谈的女孩；到1911年，这段感情已发展成一场认真的追求，主要通过长信和坚持不懈的探访展开。早期的关系带有不平衡——杜鲁门的爱慕持续多年，而贝丝·华莱士广受欢迎，也习惯了其他年轻男子的关注。他的求婚和她的拒绝，显露出他对未来的希望、以及想要成为举足轻重之人的愿望，在多大程度上都系于她的回应。

童年的迷恋与距离

杜鲁门一家搬到密苏里州独立城后，哈里在第一长老会教堂的主日学上认识了贝丝。他立刻为她着迷，却过了五年才开口对她说话。他在女孩面前的羞怯，与他在家中的女性亲属和女佣们面前的自在形成对照；他能和她们开玩笑、讲故事，而贝丝仍是那个让他几乎说不出话的女孩。

后来，两人一同就读哥伦比亚学校。由于学生按字母顺序就座，贝丝的课桌年复一年地就在他身后；这份近在咫尺，却没能消除他的拘谨。她住在附近的北特拉华街，但她的生活似乎比他的更讲究，也更从容自信。杜鲁门记得，替她拿课本是他接近她的一大进展。他欣赏她的运动能力，也欣赏她的外表——她打棒球，网球打得出色，跑得比兄弟们快，滑冰和跳舞时也表现出他自觉欠缺的自信。看她在伍德兰女子学院打网球，或在学院池塘滑冰，让他得以从远处观察那份令她成为他理想对象的从容与本领。

他与表姐妹埃塞尔·诺兰德和内莉·诺兰德亲近，她们是他的知心人，却无法取代贝丝。两姐妹知道他的感情一直没有消退。三人因阅读以及在诺兰德家和家族农场共度时光而建立的情谊，与他追求贝丝时的克制形成对照——和她们在一起时，他可以放松自在、友善随和；在贝丝面前，就连把书送回家都算是进展。

追求延伸至农场

到1910年，杜鲁门已在密苏里州格兰德维尤的家族农场工作，那里距独立城十六英里。一件例行差事给了他再次见贝丝的借口。贝丝母亲需要归还一个蛋糕盘时，他立刻自告奋勇，走到北特拉华街上的盖茨家，发现贝丝就在门口。他在那里待了两个小时。这次拜访重要到他后来还向埃塞尔和内莉提起；对他而言，一次普通的送还物品，带来了难得的机会，让他能和那位从主日学时起便一直仰慕的女孩说话。

从农场去独立城并不容易。乘马车要花上几个小时；坐火车则得先步行到格兰德维尤，在堪萨斯城换车，还要面对不可靠的接驳。尽管如此，杜鲁门还是尽可能前往，有时睡在诺兰德家的沙发上。在独立城，人们把格兰德维尤看作偏远乡下；这段距离加深了他的乡村生活与贝丝的城镇环境之间的社会和现实隔阂。她邀请他到家里吃周日晚餐，他饭后弹了钢琴。她也接受了邀请，一同去堪萨斯城听音乐会、看戏，并见了他的前钢琴老师格雷丝·怀特。但这段时间里，她没有到农场拜访、认识他的家人。

杜鲁门试图让格兰德维尤对她更有吸引力。他提议在房子附近修建一块草地网球场，在堪萨斯城买了沉重的压场滚筒，还向贝丝请教，因为农场里没人知道怎样才能修出像样的球场。他希望她能在劳动节带朋友来访；他母亲计划准备鸡肉晚餐，一家人也收拾房子，包括请人糊裱房间。杜鲁门一直忙着修球场，直到完工，还备好了西瓜。贝丝没有来，只托人带话说独立城正在下雨，尽管格兰德维尤天气晴朗。后来她临时来访时，球场却不够平整，无法正常打球。这件事体现了他们的追求中反复出现的情形——他付出周详努力，随后发出邀请，但能否如愿并不由他掌控。

书信、求婚与拒绝

书信成了两人交往的主要方式。杜鲁门发现，自己在贝丝面前说不出口的话，可以写出来；打电话也不是办法，因为他不喜欢电话，而且共用电话线路意味着邻居可能会听见。他希望她回信，并告诉她，她的回信是他频繁写信、每次写很长的主要原因。随着时间推移，两人积累了数百封信，但贝丝这一时期的信件没有保存下来。因此，她在通信中的想法只能从杜鲁门的回信中推知，现存记载无法直接确定她信中的语气。

书信所谈的不止恋爱。杜鲁门和贝丝讨论作家——他欣赏马克·吐温，而她劝他读狄更斯。1911年夏天，杜鲁门摔断腿后告诉她，读了《大卫·科波菲尔》让他开始欣赏狄更斯。这些交流让他有机会分享自己的想法和农场生活的细节；腿伤也让他有更多时间读书和写信。

1911年6月，杜鲁门通过书信求婚。他自嘲说自己是个农民，怀疑自己不会有什么出息，随后坦承，从两人一起上主日学时起，他就一直爱着她。他的信明确表明，这并非一时的调情——他曾把其他女孩与贝丝相比，觉得她们都不如贝丝。三周没有收到回信后，他写信询问自己是否冒犯了她。她拒绝了他，据推测是通过电话告知的。在7月12日的信中，他说自己几乎感到庆幸，因为她是认真地拒绝他，而不是拿他取笑。他害怕连与她做朋友的可能性也会失去，并保证不会再用这样的表白打扰她。他的回应将受伤与感激交织在一起——被拒绝令他痛苦，但对方认真对待他，至少免去了他最害怕的羞辱。

金钱、抱负与关系的局限

杜鲁门反复谈到金钱、债务和改善处境的愿望。他想买一辆汽车，好往返格兰德维尤与独立城；他看中了在堪萨斯城见到的一件大衣；他还设想，如果自己变得富有，就会住在独立城。1911年圣诞节前的一封私密信中，他告诉贝丝，父亲背负着沉重的债务。他后来提到自己想要财富有两个原因——偿还那些债务并为母亲建一栋好房子，以及赢得贝丝的芳心。

贝丝对男人前途的看法，让他本已感受到的压力更加强烈。贝丝和玛丽·帕克斯顿认为，女人只应认真考虑能够让她过上舒适体面生活的男人。杜鲁门把这番话理解成鼓励，不管她是否有意如此。这一刻显示，他如何把不确定转化为希望，也显示他的爱情抱负与证明自己有经济能力的愿望联系得多么直接。他当时还不知道自己想以什么为业，也担心自己能否成为自身故事中的英雄。贝丝的关注似乎既是他个人渴望得到的奖赏，也是衡量他能否超越自己眼中农场生活局限的一把尺子。这一时期的记载止于求婚遭拒、追求仍未有定论；它记录的是他追求之热烈，而非两人关系的最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