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S·杜鲁门与罗斯福围绕新政、竞选和参议院调查的关系

杜鲁门

哈里·S·杜鲁门与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关系在政治上影响重大,却很少明朗直接。罗斯福在关键时刻能够帮助杜鲁门,但没有给予杜鲁门所期待的可靠私人支持。罗斯福去世后,杜鲁门在战争尚有诸多事务未了之际就任,身边环绕着罗斯福的顾问,并被拿来与自己接替的总统相比较。因此,他们的关系既是一段政治忠诚未明的故事,也是一段继任的故事——杜鲁门继承了罗斯福的政府,却必须在其中确立自己的权威。

政治支持及其局限

在密苏里州,杜鲁门面对一场艰难的竞选,罗斯福的表现令他无法确定总统是否站在自己一边。杜鲁门曾前往白宫讨论待决法案,但罗斯福把话题转向密苏里州政治,并批评州长劳埃德·C·斯塔克。杜鲁门后来向贝丝·杜鲁门解释,罗斯福称斯塔克“滑稽”,意思是虚伪。罗斯福还说,斯塔克缺乏幽默感、自负心强,并怀疑他是否真是一位自由派。这些话听起来像是在批评一位对手,却并不等于承诺支持杜鲁门。

更广泛的政治局势使这种区别具有重要影响。汤姆·彭德加斯特身陷囹圄,他的组织也陷入混乱。杜鲁门明白,罗斯福或许会保持中立,但就连是否中立也不确定。尽管杜鲁门忠实服务于新政,罗斯福仍不愿站在他一边,也不愿公开为他说话。正如德鲁·皮尔逊所指出的,华盛顿的圈内人士已经不再看好杜鲁门。两者形成鲜明对照——杜鲁门曾服务于总统的施政纲领,但在政治上最需要支持之际,却没有得到总统可靠的承诺。

尽管如此,杜鲁门仍以自己的新政政绩为竞选依据。他告诉贝丝·杜鲁门,虽然罗斯福靠不住,但他相信罗斯福所捍卫的原则最有利于国家。参议院的朋友们前往密苏里州助选,这种做法在初选中并不寻常——卡尔·哈奇、谢尔曼·明顿和刘易斯·施韦伦巴赫前来表达支持。詹姆斯·F·伯恩斯也在杜鲁门陷入财务困境时出手相助,说服伯纳德·巴鲁克捐出4000美元。后来,阿尔本·W·巴克利在圣路易斯和堪萨斯城为杜鲁门助选。民主党同僚的支持并未消除罗斯福与杜鲁门之间的距离,却表明杜鲁门拥有自己的政治关系网和声誉。

后来一次与罗斯福在办公室会面的经历,以更私人化的方式再现了同样的不确定性。罗斯福热情地迎接杜鲁门,一再称他“哈里”,两人隔着一张堆满文件和物品的办公桌交谈了半小时。杜鲁门离开时仍不确定自己是否给罗斯福留下了印象。他写信给一位朋友说,罗斯福如此礼貌亲切,以至于很难判断他在想什么,也很难弄清杜鲁门在他心中的位置。这次会面体现了两人关系中一个长期存在的特点——当面相处的热络,并不一定能澄清政治立场。

一位履职的参议员与态度含糊的总统

这种不确定性并未阻止杜鲁门在参议院独立行事。随着国防调查给白宫蒙上越来越难堪的阴影,他继续履行职责,没有因此软化立场。在八月的一次参议院交锋中,亚瑟·H·范登堡质问他,谁该为国防计划组织和协调不力负责。杜鲁门回答:“责任只能归于一个地方。”他把责任问题指向政府领导层,而没有回避。这个时刻对理解两人的关系很重要,因为杜鲁门忠于罗斯福更广泛的施政纲领,并不意味着他会袒护政府、不让其接受审查。

杜鲁门的政策信念也超越了个人忠诚或党派忠诚。他支持唐纳德·M·尼尔森,也支持由文职人员掌控战争努力这一原则。1942年前六个月,军事合同为经济增加了4000亿美元;杜鲁门担心将领和海军上将会对工业和农业施加过大影响。那年秋天,他在《时代进行曲》广播节目中主张,军官应说明打仗所需的物资,而国家整体方向仍应由文职领导人负责。这一立场与后来的权力交接相互映照——杜鲁门的权威并非对罗斯福权威的简单延续;他愈发需要决定文职政治责任应归于何处。

罗斯福对副总统竞选搭档人选的选择发挥了决定性影响。爱德华·J·弗林坚持说,杜鲁门是政治领袖们与总统商定的人选,于是从圣迭戈致电罗斯福。两人先后与罗斯福通话;最终,罗斯福同意提名杜鲁门。这一决定提供了一个具体例子,表明在杜鲁门经常只能揣摩罗斯福意图的时期之后,罗斯福还是给予了明确支持。这帮助促成了后来使杜鲁门成为总统的权力交接,尽管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罗斯福先前的态度不明已经消失。

接掌罗斯福的政府

罗斯福去世后,杜鲁门面临的首个重大考验,是4月16日下午向国会发表演说。尽管演说刚开始时,杜鲁门误在预定时间之前开口,但国会、新闻界和公众的反应都很好。这次演说让新总统早早取得了公共层面的成功,但继任的处境仍令人生畏——他必须接掌总统职位,立即处理战争中已然启动的决策。

围绕在他身边的政府班底仍明显属于罗斯福。4月23日,在椭圆形办公室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上,与会官员都是罗斯福会召集的人——小爱德华·R·斯退丁纽斯、战争部长亨利·L·史汀生、国防部长詹姆斯·福里斯特尔、乔治·C·马歇尔、欧内斯特·金、威廉·D·莱希、驻苏大使驻苏大使W.阿弗雷尔·哈里曼、查尔斯·博伦、詹姆斯·邓恩和约翰·R·迪恩。杜鲁门没有带来自己以前的参议院班底成员,没有带来自己选定的外交政策顾问或俄国问题专家,也没有带来密苏里州的政治伙伴。他是会议室里唯一来自密苏里州的人。这次会议让权力交接的实际面貌清晰可见——杜鲁门掌握了总统职位,但起初仍与在前任总统领导下形成的一群资深人士共事。

职位变更并未减轻个人判断所带来的负担。亨利·L·史汀生强调,他的委员会可以提供建议,但向总统推荐行动方针的责任只属于总统本人。杜鲁门深切意识到这一判断所承载的分量。叙述将他总统任期最初三个月描绘为一段面对非凡规模难题的时期——这些问题同时到来,其后果远远超出他的经验。他一直相信个人能够创造历史;如今却发现自己身陷并非由他开启的事件之中。罗斯福之死转移了总统职位,却没有决定战争将如何收场。

叙述也谨慎划定了有关罗斯福曾告诉杜鲁门什么的说法的界限。后来有人猜测,罗斯福曾在午餐时向杜鲁门透露原子弹的事。叙述驳斥了这一说法——当时罗斯福的女儿安娜·罗斯福·博蒂格、摄影师、摄像师和仆人都在场,而且那顿午餐并非罗斯福会提出此事的场合。这一限定对两人关系的任何叙述都很重要,因为它避免把权力交接渲染成一幕缺乏情境支持的私人训示。这里呈现的记录表明,杜鲁门继承了沉重无比的责任,而不是在那顿午餐中接受过有据可查的原子弹简报。

罗斯福留下的影响与杜鲁门的独立性

即使杜鲁门开始让总统职位带上自己的印记,罗斯福仍留在杜鲁门的白宫之中。杜鲁门动身前往柏林之前,在一间已移走罗斯福物品的办公室里工作了更长时间。罗斯福海军题材的画作被早期飞机版画取代。然而,罗斯福的肖像仍挂在杜鲁门右侧的墙上。这些变化既不意味着单纯保留原状,也不是彻底决裂——杜鲁门改变了身边的陈设,却仍保留着前任的形象;他继承了前任的职位与战时领导职责。

其他物品也让办公室逐渐成为杜鲁门自己的空间。一幅乔治·华盛顿肖像和一幅西蒙·玻利瓦尔肖像挂在壁炉架旁;一幅借自史密森学会的雷明顿画作,描绘了骑在马上的战士遭到攻击的场景。一尊安德鲁·杰克逊骑马像的青铜复制品,以堪萨斯城法院前的雕像为原型,放在一张曾摆着船模的桌上。杜鲁门办公桌后方挂着贝丝·杜鲁门、玛丽·玛格丽特·杜鲁门和玛莎·埃伦·扬·杜鲁门的肖像。在这样的陈设中,罗斯福留下的那幅肖像具体提醒着人们——这段关系已与总统职位密不可分,却并未完全定义杜鲁门履职时的身份。

与温斯顿·丘吉尔的比较加重了权力交接所带来的个人压力。杜鲁门对前往柏林、与一位在罗斯福去世后备受敬仰的领导人同台感到忐忑。他记得罗斯福和丘吉尔组成了一对极为自信的搭档——据丘吉尔所说,两人会面九次,互通信件1700封。罗斯福曾对丘吉尔说:“能和你生活在同一个十年里,真是件乐事。”埃莉诺·罗斯福则建议杜鲁门通过读书或展示自己对文学的记忆,与丘吉尔建立联系。罗斯福与丘吉尔先前的亲密关系,因而成了杜鲁门担心别人用来衡量自己的标准;与此同时,他仍须以自己的身份主持会议。

会议上,提到罗斯福时,杜鲁门停顿了一下。随后,他承认主持会议是一种荣幸,并说自己怀着忐忑而来,因为他必须接替一位无可替代的人。他提到了罗斯福与丘吉尔及蒋介石建立的善意关系,并希望随着时间推移,自己也能为本人和美国赢得同样的善意。这番话改变了现场气氛,丘吉尔也热情回应。这一场景中的杜鲁门,既没有假装自己已经拥有罗斯福建立的关系,也没有放弃自己的角色——他坦承自己继承了什么,并表示希望赢得这份继承所承载的信任。

继承、判断与回顾性比较

原子弹问题揭示了两人关系的另一个方面——战争时期观念的延续,以及转移到杜鲁门身上的个人责任。亨利·L·史汀生后来写道,从1941年到1945年,他从未听到罗斯福或其他负责任的政府成员提议,战争中不应使用原子能。史汀生说,罗斯福了解这项工作的灾难性潜力,但美国正处于战争之中。这一叙述把杜鲁门后来的决定置于他继承的战时框架之内;它既不能证明罗斯福在那次有争议的午餐中向杜鲁门发出过具体指示,也不能免除杜鲁门对自己总统任期内所作决定的责任。

在波茨坦,观察者曾讨论罗斯福是否能更有效地应对苏联领导层。查尔斯·博伦认为,罗斯福也许反而会表现得更差,因为他对早先与约瑟夫·斯大林达成的协议投入了太多个人感情;当斯大林拒绝让步时,这可能会令他更加愤怒。博伦、哈里曼及其他熟悉对苏交往的人认为,杜鲁门表现得很好。博伦后来写道,杜鲁门没有在辩论中落败,也没有显得愚蠢或无知。依他判断,斯大林和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只是坚持自己的立场;他们并未使用杜鲁门因外交经验不足而无法识破的微妙手段。可供斡旋的空间很小。

这种回顾性比较深化了两人关系的意义,却没有消除其中私人层面的含糊之处。罗斯福并未始终为杜鲁门提供政治庇护,却帮助确保杜鲁门进入全国选举名单。杜鲁门在罗斯福的班底和战时承诺之中开始总统任期;前任的肖像仍在眼前,前任建立的关系也成为无法回避的比较标准。然而,继任并不只是模仿。杜鲁门必须向国会发表讲话,主持一群并非由他挑选的顾问,并为不能推给已故总统的建议和决定承担责任。因此,这段关系最具决定性的结果,是一份兼具私人情谊与制度意义的继承——罗斯福的影响帮助杜鲁门登上总统职位,而罗斯福之死则让杜鲁门必须把这个职位变成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