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S·杜鲁门与丘吉尔在波茨坦的相互欣赏与合作

哈里·S·杜鲁门与温斯顿·丘吉尔的关系，最鲜明地形成于1945年7月的波茨坦。当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键时刻，两人从远距离的政治相识发展为面对面的合作伙伴。他们初次会面的情形，推翻了后来流传的丘吉尔起初鄙视杜鲁门的说法——丘吉尔从一开始就喜欢这位新总统，而杜鲁门则对奉承保持警惕。两人找到了友谊与合作的空间，但他们的关系始终处于围绕日本问题的分歧、与苏联日益加深的冲突，以及丘吉尔突然离职的背景之中。

从书信往来到初次会面

战争期间，丘吉尔访问华盛顿时，特意与有影响力的参议员会面，但当时还是密苏里州资历较浅的参议员的杜鲁门并未列入他的会面名单。尽管如此，两人仍保持着稳定的书信往来，也通过电话交谈。他们于1945年7月16日上午首次会面，地点是凯撒街2号；杜鲁门此前指定上午11时为会面时间。丘吉尔准时抵达，并要求先见总统。

两人在准备方面的反差十分明显。杜鲁门为会议做了充分准备，而丘吉尔则没有携带简报或议程；他自信地认为，自己在比亚里茨附近度假并作画之后，不需要这些准备。他的随行人员包括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亚历山大·卡多根和女儿玛丽·丘吉尔。玛丽告诉杜鲁门军事助手哈里·沃恩，父亲十年来从未起得这么早。丘吉尔看上去年迈而疲惫，而他领导的大英帝国在财政上已十分虚弱。英国大选已经举行，但结果尚未揭晓。

据杜鲁门说，两人的谈话持续了两个小时，却没有讨论会议事务。丘吉尔当时的直接反应，比后来流传的一则轶事所暗示的要热情得多。会面后步行回去时，他告诉玛丽·丘吉尔，自己喜欢杜鲁门，认为可以与他共事；玛丽写信给母亲，说父亲看起来如释重负、信心十足。本书将这些证据与后来形成的传说加以对照；丘吉尔本人曾在总统游艇上的祝酒辞中助长这种传说，声称自己一直看不起杜鲁门，并怨恨他接替富兰克林·D·罗斯福。后来有人问杜鲁门是否有能力时，丘吉尔称赞了他的决心，并形容他会坚定地面对棘手局面，而不是避开它。

亲近、谨慎与战时决策

这种亲切并非毫无保留。杜鲁门自己的日记记录了较为谨慎的印象——他觉得丘吉尔迷人而聪明，但认为丘吉尔对美国的赞扬、对罗斯福的爱戴，以及对杜鲁门表达的亲近之情，都构成了过度奉承。他认为，只要丘吉尔不过分，两人就能相处融洽。这种保留并未妨碍彼此的敬重；它体现了丘吉尔对两人关系迅速建立信心，与杜鲁门对这位年长政治家的处世方式保持戒心之间的差异。

他们的谈话也将私人交情与重大战时抉择联系起来。一次私下共进午餐时，丘吉尔感叹英国背负沉重债务、影响力日渐衰退。杜鲁门肯定了英国在战争初期坚持抵抗所作的贡献，并表示，如果英国像法国那样沦陷，美国可能不得不独自面对德国在本土沿岸发动的战斗。随后，两人讨论了如何让日本投降，同时保留某种军事荣誉感。杜鲁门起初否认珍珠港事件后日本还拥有这种荣誉。丘吉尔回答说，日本人准备好大批赴死；这种意愿对他们自身的重要性，或许高于对美国的重要性。丘吉尔回忆说，杜鲁门随后表示理解，并谈到避免美国人承受无限流血牺牲的沉重责任。

两人还讨论了如何把原子弹试验的消息告诉斯大林。杜鲁门提议应当告知斯大林，丘吉尔也同意让他得知关键事实，但不透露细节。杜鲁门倾向于在一次会议结束后、时机合适时，以非正式方式透露此事。两人的交流显示，他们虽有合作，却并未完全共享信息——丘吉尔协助拟定应对方式，而杜鲁门仍掌握着何时以及如何行动的决定权。会后，丘吉尔写道，杜鲁门向他表示愿意建立个人友谊与同志情谊，看起来是个品格非凡的人。

在波茨坦携手合作

会议进行期间，丘吉尔和杜鲁门在应对苏联的做法上找到了共同立场。丘吉尔质疑苏联方面的说法时，杜鲁门支持他，并提到美国使团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遇到的困难。丘吉尔欣赏杜鲁门面对斯大林时平实、直接的作风，以及他不肯轻信另一强国说法的态度。他私下希望雅尔塔会议期间也有人采取这种做法，同时承认机会已经错过。

两人的关系也逐渐具有公开和制度层面的意义。丘吉尔在会议上的表现，在英国代表团内部引起不同评价——艾登认为他话太多，而且太容易受斯大林影响；卡多根也觉得他说得太多。相比之下，杜鲁门被认为办事务实。他把艾登的批评视为对丘吉尔不忠，这鲜明地表明，他对首相的敬重已不只是外交礼节。杜鲁门在给贝丝的信中，对自己的表现以及幕僚的称赞感到满意，但也承认自己当时很紧张，不确定事情是否在按应有的方式推进。他的叙述表明，主持会议对他而言是一场考验；他怀着不安开始工作，而非轻松自如地掌控局面。

丘吉尔落败与合作关系的变化

7月25日，会议暂停，丘吉尔准备返回伦敦，等待大选最终结果。他与艾登及英国代表团其他成员一同离开；他的竞争对手克莱门特·艾德礼也启程返回，预料丘吉尔会获胜并很快回来。一幅三位领导人在宫殿外的合影，展现了暂时的团结——杜鲁门站在丘吉尔和斯大林之间，与两人握手，摄影师记录下了这一幕。

第二天传来意外消息——英国工党获胜，艾德礼将出任首相。这一结果令会议震惊，斯大林也推迟了会议复会。杜鲁门私下将丘吉尔离开与旧秩序的更迭联系起来；此前罗斯福已经去世。他为自己喜欢的丘吉尔感到难过，但也想知道，丘吉尔不在场是否能让与斯大林的谈判取得更好进展。这种矛盾心情并未抹去彼此的敬重；它显示个人友谊与政治处境紧密相连。在波茨坦，丘吉尔和杜鲁门建立了真挚的亲近感和一定程度的信任，但这段合作关系依赖于职位与机遇，而局势变化能够突然改变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