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S·杜鲁门与贝丝·杜鲁门的婚姻关系

杜鲁门

哈里·S·杜鲁门与伊丽莎白·华莱士·杜鲁门的婚姻及彼此扶持,历经战争、家庭责任、政治晋升和总统任期的压力而持续维系。他们的伙伴关系既亲密又务实——贝丝守护自己的私人生活,帮助维系家庭,并就各项决定向杜鲁门提供意见;而杜鲁门则一再向她寻求陪伴、判断和认可。这份亲密并非毫无摩擦。有时,公共生活让他远离她,或使她被排除在重要抉择之外,此时他们的深厚感情也与挫折和疏离并存。

决定等待

1917年,杜鲁门决定离开家族农场、投身战争时,贝丝提议两人立即结婚。他拒绝了,因为他不愿让她与一个可能伤残归来、甚至一去不返的男人结为夫妻;他们要等到他平安无恙地回家后再结婚。这一决定使战争带来的不确定性横亘在两人之间,却也体现了一种关怀,影响了他们的关系——杜鲁门明白,自己的选择会给贝丝带来后果,而不仅仅关系到他自己。他离家期间,妹妹玛丽·简·杜鲁门承担起照料农场和母亲的责任,贝丝则面对着自己所爱的人可能永远无法归来的现实。

他们最终结了婚,而婚后生活的开端,带有一种格外紧密的大家庭氛围。蜜月结束后,由于担心贝丝的母亲马奇·华莱士,夫妻俩比原计划更早回到独立城。他们搬进北特拉华街219号的盖茨家宅邸,贝丝的房间位于楼梯顶端。马奇、贝丝的兄弟弗雷德以及年迈的盖茨夫人同住在主屋;屋后两间小平房则住着贝丝的兄弟和他们的妻子。贝丝认为这种安排只是暂时的,但杜鲁门搬进来时,除衣物、几本书和一箱军中物品外几乎一无所有。他们的婚姻始于一个家庭网络之中,而这个网络的期望与需求继续影响着他们的家庭生活。

私人失望与日常亲密

这对夫妇想要孩子,但贝丝在1920年春天以及之后又一次流产。他们将这些损失留在家庭内部。杜鲁门没有告诉朋友贝丝曾经流产;相反,他有时暗示,难以受孕的问题可能出在自己身上。他在一封写给刚有了孩子的表亲的玩笑信中,请对方寄一条旧马裤,好挂在床上图个好运。这份幽默并未消除失望,却说明这对夫妇的私人悲伤基本不为更广泛的社交圈所知。

他们的感情也体现在政治叙事鲜少记录的细微私人交流中。1923年夏天,杜鲁门在莱文沃思堡服现役两周,这是婚后两人第一次长时间分开;他们重新开始互通信件。贝丝的信流露出思念,也带着俏皮的温情;她曾在一封晚安信中讲述自己杀死了在床上发现的一只虫子,并送上许多个吻。十年后,这种亲密仍通过举动而非公开展示流露出来——结婚二十三周年纪念日前夕,杜鲁门送给她二十三枝玫瑰,当晚打电话给她,第二天早上又写了信。

公共事业背后的伙伴关系

贝丝不追求风头,也不寻求妻子和母亲之外的公共生活角色,但她在家庭中的影响力很大。家人开玩笑说,他们本可以组成一个杂耍剧团——玛格丽特·杜鲁门唱歌,杜鲁门弹钢琴,贝丝负责打理演出。这个玩笑符合家人对她的看法。玛格丽特称她是家中的“火花塞”,杜鲁门则说自己很少在不征求“老板”意见的情况下作决定。这些描述体现了一种在私下行使的权威,靠的是判断与劝告,而非公开职务。

杜鲁门身边的人也注意到了她的影响力。J·B·韦斯特观察到,贝丝守护自己的隐私,但所发挥的作用比大多数人想象的更大;她会给杜鲁门出主意,而他也会倾听。玛格丽特·杜鲁门说,父亲非常留意母亲的看法,甚至会在公开集会中观察她的眼神,以判断她是否赞同自己的言行。因此,贝丝的陪伴并非只是远离政治的家庭支持。她是值得信任的商议对象,不过现有记载并未将她与每一项重大决定的具体作用联系起来。

公共生活的代价

政治生活的要求与局限考验着夫妻间的亲密关系。杜鲁门在参议院任职的头几年,贝丝因第二次流产后正在休养,没有参与他的竞选活动。后来,战时的华盛顿比以往更适合她,她每周会在美国劳军联合服务组织工作一天。杜鲁门还将她列入自己的办公室薪资名册,给她每年2400美元的薪水;而在此前一次参议员竞选中,他曾批评别人有这种做法。他担心一旦此事曝光,会招来有害的舆论;工作人员对她实际做了多少工作看法不一。这项安排为一个没有家族财富、花钱谨慎的家庭带来了收入,但也暴露出杜鲁门的公开标准与他在自己家庭内部所作务实安排之间的矛盾。

杜鲁门就任总统后,贝丝感受到的排斥最为强烈。玛格丽特后来写道,母亲觉得自己越来越多余,尤其是在意识到杜鲁门没有与她讨论使用原子弹的决定之后。贝丝早先反对他出任总统,这让她更加受伤;玛格丽特认为,这与两人情感上的疏离以及贝丝多次长时间离开华盛顿有关。然而,这并非婚姻关系的简单破裂——玛格丽特也强调,杜鲁门仍会与贝丝讨论各种事情,重视她的认可,而且经常听从她的建议。紧张之处在于公共职务对杜鲁门的吞噬,与他继续倚重的私人伙伴关系之间,界限并不均衡。

持续不渝的深情

杜鲁门的信件表明,即使贝丝不在身边、留在独立城,他也刻意设法让她知情并与她保持亲近。1947年秋天,贝丝陪伴母亲时,他一再写信谈及自己在他所谓的“颠倒混乱的世界”中所面对的问题。他向她解释马歇尔计划的预计费用,以及他眼中的欧洲局势危机,与她分享总统职务的重担,而不是只在信中谈家庭近况。短短一个月内,他给她写了二十二封信。如此频繁的通信,既反映了他切实想告诉她自己心中所想,也体现了他对她始终如一的深厚感情。

结婚二十九周年纪念日时,他用一串地点、工作、挫折、家庭生活和公职,将两人共同走过的岁月浓缩起来,随后又肯定,她仍在他1890年为她设定的高位上。他还承认,贝丝早年的影响对塑造自己的人生十分重要,并设想如果没有她,自己或许会成为杰克逊县一名颇有名望的农场主,或一位少将。数十年间,这段婚姻不只是远离公共生活的避风港,也是持续不断的劝告、认可与个人连续性的来源。因此,其核心模式是相互扶持;贝丝守护隐私,使这种扶持更为重要,而同样的隐私有时也令她贡献的深度不为人所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