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加斯特政治机器推动杜鲁门进入密苏里政坛

哈里·S·杜鲁门与托马斯·彭德加斯特的关系，将一位在困境中寻求进入公职的新来者与强大的密苏里州堪萨斯城政治组织联系在一起。其早期最重要的结果，是杜鲁门进入县级政坛——该组织招募他竞选一个掌管公职与合同的法官职位，而他的品格和出身则让政治机器拥有了一张可信的面孔，能够吸引城市以外的选民。这场联盟既不是一个候选人被一手打造出来的简单故事，也不是一个政客完全不受赞助者影响的故事。杜鲁门一直对政治抱有兴趣，但他也知道自己的生意正走向失败，并且深感自己欠彭德加斯特家族一份厚重的感激之情。

建立在生意与人际联系之上的政治组织

托马斯·彭德加斯特以一种让组织的权力大多隐于公众视线之外的方式运作。他不会在法院或市政厅周围大张旗鼓地露面，而是全年监控各选区。组织架构依循选举区划——选区领袖、投票区队长和街区领袖，使组织始终活跃于地方生活之中。彭德加斯特将政治描述为一门全年无休、竞争激烈的生意；公职应交给那些在政治上赢得支持的人。这种观念明确揭示了政治工作与公职之间的联系。

这个组织的影响力既依靠选举活动，也依靠物质资源。彭德加斯特扩大了家族的酒馆和酒类批发生意，而他的兄弟迈克尔·彭德加斯特则担任杰克逊县的酒类执照检查员，有权监管六百多家酒馆。汤姆还创立了预拌混凝土公司，在工厂搅拌混凝土后用卡车运送，并拓展了铺路、建筑、混凝土管及其他行业的业务。在一座迅速发展的城市里，对公共工程的政治控制与供应材料的能力可以相互加强。面对外界质疑他利用政治权力控制合同，彭德加斯特为其产品质量辩护；但组织、生意与公共工程承包彼此交织，正是杜鲁门进入的政治世界的一部分。

政治机器还通过直接援助建立忠诚。选区队长帮助新来者安排公用事业服务，并向有需要的人提供煤炭、食物、衣物或医疗照料，无须填写文件，也不会让人蒙受接受正式救济的耻辱。冬天，彭德加斯特旗下企业的卡车会把保暖衣物送到西底区；圣诞节时，汤姆分发三千份餐食。1918至1919年致命的流感疫情期间，他亲自挨家挨户走访，了解谁需要帮助。人们怀着感激之情记得这些援助，但它们并非没有政治目的——该组织期待选民以选票回报。

这种互惠体系有时会演变成赤裸裸的舞弊。一些支持者成了重复投票者，以不同身份多次投票。一名女子回忆说，有人开车载她往返于不同投票站，她换穿不同服装，在一天结束前投了四五次票，尽管她知道这种做法违法。政治机器将实际援助、人身忠诚、政治任用与操纵投票结合在一起，这既有助于解释它为何能赢得支持者的拥护，也说明了杜鲁门与它的联系为何长期给其声誉带来负担。

杜鲁门获邀参选与县法官职位

机会出现在1921年末或1922年初，当时杜鲁门已经知道杜鲁门与雅各布森商店注定要倒闭。彭德加斯特的代表找到他，询问他是否愿意竞选杰克逊县东区法官；这是一个以独立城为办公地的县级行政职务，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司法职位。三名县法官掌管财政大权——他们任命道路监工及其他雇员，管理一支人数达数百人的劳动力队伍，并影响县级合同。道路维护和修理需求不断，因此即使一名法官的选票也具有政治价值。

彭德加斯特家族的说法将招募杜鲁门的主意归于吉姆·彭德加斯特。据说汤姆的父亲在见到杜鲁门之前就同意了，部分依据是他听说过杜鲁门的父亲约翰·杜鲁门。条件是杜鲁门不得与三K党或类似的反天主教派系有任何关联。这一点揭示了杜鲁门候选资格背后的地方政治盘算——家族声望固然重要，候选人能否为彭德加斯特圈子所接受也同样重要。

杜鲁门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邀请。1922年2月4日，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有人正设法让他竞选东区法官，而且预计会成功。在迈克尔·彭德加斯特的第十选区民主俱乐部的一次会议上，迈克尔为他背书，提到了他的战争经历、家庭背景以及担任该职的适合程度。杜鲁门的吸引力还不止于此。他是浸信会教徒，也是共济会成员，出身农家，了解乡村选民，并以诚实正直著称。对于一个寻求城市基础以外支持的组织而言，这些品质使他成为特别有用的候选人。

互惠利益与不对等的依赖

这场联盟让双方都受益，但受益程度并不相同。杜鲁门的生意日渐崩溃，他需要一条前进的道路；该组织则需要一位声誉良好的候选人，帮助它赢得乡村选民的支持。哈里·沃恩后来称杜鲁门是汤姆的“门面装饰”——当该组织因提拔什么样的人而受到质疑时，可以拿这位体面人物来作回应。不过，这种说法并未把杜鲁门简化成一个纯粹的象征。他的候选资格依托于他真正拥有的品质，而彭德加斯特组织在20世纪20年代的权力还远未达到绝对程度。

这段政治联系也并非始于杜鲁门一人。约翰·杜鲁门曾是“山羊党人”，这是彭德加斯特派民主党人使用的称呼；他与“山羊党人”的关系曾帮助他获得道路监工一职。哈里曾短暂接替父亲担任该职。家族早先的联系让杜鲁门在竞选法官之前就已进入地方关系网络，而他自己的候选资格则扩大了这层联系的重要性。该组织的民主党对手由约瑟夫·B·香农领导，被称为“兔子党人”；由于共和党人很少能获得足够支持赢得县级选举，决定性的较量往往发生在民主党初选中。因此，杜鲁门进入公职的道路穿过的是一个派系分明的地方政治世界，而不是一位赞助者毫无阻碍的恩惠。

感激、独立与政治阴影

本书将有关杜鲁门获邀参选的两件事实并列呈现。他对政治确实抱有兴趣，而且是彭德加斯特家族主动找上他，而非他先去寻求对方帮助。然而，这一时机也确实起到了救急作用——他急需新的出路，而且他从不怀疑自己的处境，也从不怀疑自己欠给予他机会之人的感激之情。因此，这段关系始于互惠互利，但当时杜鲁门对对方的依赖格外迫切。

这段关系的起源影响深远，因为该组织的方法既包括实实在在的服务，也包括腐败的选举手段。正是同一套选区体系，在向家庭提供帮助的同时期待他们投票；也正是同一个政治网络，既能安排候选人，也能影响公职和合同。因此，杜鲁门与政治机器的关系成了附着于其政治生涯起点的持久污点。与此同时，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他的早期候选资格意味着他后来的一切行动都受彭德加斯特摆布。它揭示了他事业起步时更为复杂的根基——一位声誉独立的候选人，受一个恰恰需要这种声誉的政治机器招募，而当时他有着强烈的个人理由接受该组织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