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S·杜鲁门与埃迪·雅各布森的友谊

哈里·S·杜鲁门与埃迪·雅各布森的友谊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让这位老友得以接触一位已对其他倡议者关上大门的总统。他们的关系始于生意，并作为私人信任延续下来——雅各布森最终请求杜鲁门会见哈伊姆·魏茨曼时，跨越了自己此前从未逾越的界限；杜鲁门的回应则使这段友谊成为影响巴勒斯坦问题的重要游说渠道。

白宫之前的友谊

书中称雅各布森是杜鲁门的老友和昔日生意伙伴，但没有完整叙述两人的友谊如何开始，也没有详细描述他们的生意安排。书中确实表明，杜鲁门当上总统后，两人的关系依然亲密。雅各布森本人并非犹太复国主义者，但他希望犹太复国主义领袖帮助解决犹太难民的困境，也支持建立犹太家园的可能性。他试图通过带领小团体前往白宫、向一位能够采取行动的朋友陈述他们的诉求来提供帮助。

1946年的一次来访中，同行者包括来自纽约的阿瑟·J·莱利维尔德拉比，以及衬衫公司副总裁查尔斯·卡普兰。雅各布森拿代表团成员不同的职业开玩笑，说卡普兰卖衬衫，他卖家具用品，而拉比卖各种小玩意儿。这句俏皮话体现了他务实的调解方式——他把人和他们的主张带到杜鲁门身边，却没有把自己摆成政治领袖。在之后的危机发生之前，他从未向杜鲁门求过任何好处，也不曾擅自占用他的时间。

这种信任是相互的。杜鲁门认为雅各布森是一位虔诚的犹太人和爱国的美国人，对他完全信任，也很喜欢他。雅各布森明白，这段友谊的力量部分来自双方以往的克制——正因为他并未习惯性地试图影响杜鲁门，他最终的恳求才不至于被当成又一位政治倡议者的普通请求而置之不理。

朋友成为中间人

到1948年2月，巴勒斯坦问题已变得紧迫而棘手。英国正准备撤离，联合国正在考虑这片领土的未来，冲突的可能性也日益增大。哈伊姆·魏茨曼从伦敦抵达纽约后因局势紧张而病倒，无法争取到与杜鲁门会面的机会。2月20日晚，全国犹太人独立秩序会主席弗兰克·戈德曼从堪萨斯城给雅各布森打电话，请他帮忙。戈德曼传达的意思是，谁也无法影响总统，就连爱德·弗林也不行。

雅各布森写信给杜鲁门，请他尽快会见魏茨曼。杜鲁门2月27日从基韦斯特回信说，魏茨曼没有什么新情况可以告诉他，而且当前的局势“按目前的安排无法解决”。雅各布森没有接受这一拒绝。杜鲁门一回到华盛顿，雅各布森便从堪萨斯城赶来，没有预约就前往白宫。

3月13日星期六，马特·康纳利在杜鲁门办公室外提醒雅各布森不要提巴勒斯坦问题。这番提醒揭示了雅各布森处境中的尴尬——他是以朋友的身份前来，但他必须提出的恰恰是杜鲁门想要避谈的话题。两人的私人会面从熟悉的家庭话题和雅各布森的生意谈起。雅各布森后来回忆说，杜鲁门总是像关心亲兄弟的事业一样关心他的生意。那一刻，两人往日相处的轻松气氛似乎为谈话打开了一条路。

杜鲁门办公室里的争论

雅各布森提起巴勒斯坦时，杜鲁门变得紧张而严肃。雅各布森觉得，杜鲁门突然变得生硬，不像自己熟悉的那位朋友。杜鲁门说，他不想谈巴勒斯坦、犹太人、阿拉伯人或英国，并会把此事交由联合国处理。他还愤怒地谈到一些犹太人对他的侮辱。雅各布森试图反驳，但杜鲁门起初不肯让步。雅各布森结束交谈时感到备受打击。

转折点来自个人恳求，而不是政策简报。桌上摆着一尊安德鲁·杰克逊骑马的小型青铜像，是杜鲁门委托制作、准备放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杰克逊县法院的雕像模型。雅各布森指着青铜像，提起总统毕生敬仰的英雄。随后，他说出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哈伊姆·魏茨曼，并将他描述为一位病弱的老人，为了替犹太人民请愿而远行数千英里。雅各布森坚持认为，不应因为其他美国犹太领袖的侮辱性言行而拒绝会见魏茨曼；魏茨曼与那些人并无瓜葛。

在阿巴·埃班后来的评价中，把魏茨曼与安德鲁·杰克逊相提并论颇为牵强。但这一比较点明了个人层面的利害关系——雅各布森请求杜鲁门把魏茨曼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来评判，不要让自己对其他人的愤怒决定此事。杜鲁门用手指敲着桌子，转向窗户，背对雅各布森，静坐不语。随后，他转身面对老友，同意会见魏茨曼。他以熟悉而粗犷的方式答应道：“你赢了，你这个秃头混蛋。我会见他。”

雅各布森从白宫穿过拉法叶广场，走到斯塔特勒酒店，喝了两杯双份波本威士忌；他此前从未这样喝过。这一细节显示了这次会面的紧张程度，但并未改变其结果——会面已经争取到手，政策争议却仍未解决。

从争取会面到作出决定

随后公开发生的事情似乎很快就与杜鲁门私下作出的保证相矛盾。3月19日，美国政策转向的消息引发堪萨斯城的人们愤怒地给雅各布森打电话。人们质问，既然杜鲁门似乎背叛了犹太人民，他怎么还能继续做总统的朋友。雅各布森心如刀绞，整个周末余下的时间都卧床不起。他与杜鲁门的友谊在他人眼中成了政治包袱——因为他曾为杜鲁门作保，当总统的行动似乎背弃承诺时，他也被要求承担责任。

魏茨曼劝雅各布森不要绝望。尽管魏茨曼比任何人都更有理由感到遭到背叛，但他相信杜鲁门在会面中说的话是真心的。他提醒雅各布森，杜鲁门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而雅各布森的任务是让白宫的大门保持敞开。这番劝告所倚重的，正是促成3月会面的那段关系——雅各布森仍可以再来，杜鲁门也仍会接待他。

4月11日，雅各布森经由东翼进入白宫，以避开记者。杜鲁门非常明确地重申了自己告诉魏茨曼的话，并向雅各布森保证，他会承认这个新成立的犹太国家。雅各布森后来写道，杜鲁门完全出于真心表示赞同。书中将此描述为杜鲁门下定决心的时刻，同时也表明，这一决定是在紧张局势不断加剧、英国即将撤离之际作出的。

这段友谊的政治意义

雅各布森既不是中立的信使，也不是决策者。他是一位凭借个人信誉，在正式途径未能奏效后，得以把魏茨曼的请求直接带到杜鲁门面前的朋友。杜鲁门后来称雅各布森的贡献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这段友谊并未消除总统的疑虑，没有解决更广泛的政策争论，也没能阻止公开的政策逆转带来痛苦。它的意义更为具体——重新开启了对话，使杜鲁门能够听取一位自己信任之人的恳求。

这段关系也展现了政治亲密关系所伴随的风险。杜鲁门的政策似乎背弃雅各布森所支持的事业时，雅各布森对杜鲁门的忠诚使他遭到批评。然而，杜鲁门拒绝之后，乃至人们对那次看似政策逆转作出愤怒反应之后，他都没有放弃努力。从深夜来电，到紧张的星期六会面，再到魏茨曼劝他耐心等待，最后到杜鲁门4月作出保证，这一连串事件展现了友谊如何成为接触渠道、论辩方式和坚持不懈的动力。它的决定性作用，并非以私人忠诚取代公共判断，而是在总统拒绝其他人的情况下，让会面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