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S·杜鲁门与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从友谊到政治冲突

哈里·S·杜鲁门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关系，从相互钦佩与个人鼓励，转为选举冲突，最终以紧张但有序的总统权力交接告终。起初，杜鲁门把艾森豪威尔视为值得信赖的军人和可能的政治盟友，甚至提出愿意支持他竞选总统。裂痕出现在艾森豪威尔接受共和党提名、竞选反对杜鲁门所认同的政策和人物之后。两人的故事并非只是友谊破裂；最终的考验在于，杜鲁门努力履行公职职责，善待一位如今与他意见相左、分歧深重的继任者。

早期的尊重与政治慷慨

艾森豪威尔在盛大欢迎中回到华盛顿，向国会联席会议发表演说，杜鲁门则在美国总统官邸为他设宴款待。人们普遍认为晚宴十分成功。杜鲁门告诉伊丽莎白·华莱士·杜鲁门，艾森豪威尔是“一个不错的人，一个好人”，而且“干得非常出色”。当时，关于艾森豪威尔可能竞选总统的议论已开始流传，但杜鲁门表示自己乐见其成：“如果可以，我现在就把总统职位交给他。”他的回应既体现了个人敬重，也显露出对总统职位惊人的毫无占有欲。此时，艾森豪威尔从政的可能性在杜鲁门看来并未对两人的关系构成威胁。

这种尊重部分源自工作中的接触，而不仅是公众的赞誉。在一次为期一周的海上航行中，杜鲁门与詹姆斯·F·伯恩斯、威廉·D·莱希和查尔斯·博伦密切合作；他们都是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核心圈子及雅尔塔会议的资深成员。那段记述没有提到艾森豪威尔是顾问之一，但几天后，他与杜鲁门和五星上将奥马尔·布莱德雷共进午餐。1945年4月20日星期五，他们谈到了太平洋战略以及可能使用原子弹的问题。布莱德雷第一次与杜鲁门会面，觉得他直率而有魄力。在布莱德雷看来，杜鲁门似乎已经决定使用这种武器；布莱德雷和艾森豪威尔都没有被征询意见。尽管如此，艾森豪威尔还是明确表示反对。他认为日本已经战败，并且此前表达过希望美国不要成为第一个使用如此可怕武器的国家。这段记述还提到，他后来承认自己的反应出于个人情感，而非基于全面分析。因此，他的反对确实表明双方判断不同，但当时并未导致两人公开决裂。

艾森豪威尔还劝杜鲁门不要请求苏联对日参战。他的理由承认了美国影响力的局限：“除非胜利在苏联红军能够参战之前到来，否则世上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它加入那场战争。”这番交谈中，艾森豪威尔扮演了提出战略判断的军事顾问角色，而杜鲁门仍是决策者。现有记述没有显示双方因这项建议发生冲突；相反，它呈现的是杜鲁门在考虑面前的选择时倾听意见的一次谈话。

两人之间的亲近，在午餐后乘车返回时尤其显露出来。杜鲁门转向艾森豪威尔，提出愿意帮助他实现任何抱负，明确包括在1948年竞选总统。布莱德雷记得自己努力不露声色；艾森豪威尔看起来惊讶得目瞪口呆。艾森豪威尔回答说，他不会成为杜鲁门的竞选对手。就当时而言，这番回应让杜鲁门的提议听起来既是政治姿态，也像是忠诚的保证。杜鲁门不只是赞扬一位声名显赫的将军；他还公开设想帮助对方继任自己，出任总统。

艾森豪威尔的政治前途问题

1951年，艾森豪威尔的参选可能性再度浮现。当时他仍是全国英雄，而他的打算也尚不明朗。到夏末，杜鲁门属意的民主党候选人是首席大法官弗雷德·文森，他认为文森是最合乎逻辑、最有资格的人选。文森婉拒了提议，称自己离开政界太久。杜鲁门随后邀请他前往基韦斯特，在杜鲁门总统基韦斯特小白宫私下交谈。不过，艾森豪威尔的政治前途仍是更大的变数。来自他设在巴黎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总部的消息显示，他对竞选总统逐渐动心。

11月初，艾森豪威尔短暂访问华盛顿期间，与杜鲁门在布莱尔府邸共进午餐。据报道，杜鲁门再次表示，如果艾森豪威尔愿意接受民主党提名，他将全力支持。11月7日，阿瑟·克罗克在《纽约时报》头版刊出了这则消息。克罗克后来表示，他的消息来源是威廉·O·道格拉斯；道格拉斯曾在一次与文森及其他最高法院成员参加的招待会上听杜鲁门讲起此事。据报道，艾森豪威尔回应说，一个人不能为了竞选公职才加入政党，并提醒杜鲁门，他和家人一直都是共和党人。这件事显露出两种态度之间的不匹配——杜鲁门似乎愿意拉拢他，而艾森豪威尔则认同自己的共和党身份。一周后在基韦斯特，两人无论公开还是私下都否认了这则报道；艾森豪威尔告诉《纽约时报》的一位同事，报道不实。

两人私下的通信更完整地呈现了他们各自认为利害攸关之处。1952年8月，杜鲁门写信说，自己一直希望美国拥有持续连贯的外交政策，并强调艾森豪威尔曾参与塑造这项政策。他敦促艾森豪威尔考虑什么对国家最有利，同时表示自己的去向尚不确定——他可能回密苏里州竞选联邦参议员；如果艾森豪威尔继续从事欧洲事务，他也可能留在政坛，以阻止孤立主义者进入美国总统官邸。杜鲁门表示，此事应只在两人之间保密。他的呼吁着眼于政策延续和共同责任，而不只是想为自己的政党争取一位候选人。

艾森豪威尔在1952年元旦回信说，他也希望与家人过上更平静的生活，但这个愿望或许必须让位于职责。他表示自己不会竞选总统，并称从政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然而，五天后，亨利·卡伯特·洛奇宣布成立艾森豪威尔总统竞选阵营；1月7日，艾森豪威尔在巴黎宣布，自己准备接受共和党提名。私下保证与公开表态之间的迅速转变，使这种不确定性本身也变得举足轻重。宣布之后，杜鲁门称赞艾森豪威尔是“一位了不起的人”，并说“我确实非常喜欢艾森豪威尔将军”。他表示不会阻挠艾森豪威尔，但同时警告说，竞选将使他遭受攻击。不过，杜鲁门也悲伤地对幕僚说，艾森豪威尔正在被“金银大门”引诱，而那些门最后只会变成“铜门和锡门”。杜鲁门依然钦佩他，但这份钦佩如今蒙上了忧虑的阴影，因为艾森豪威尔已选择了这条政治道路。

竞选压力下的友谊

随着共和党竞选势头渐强，杜鲁门对艾森豪威尔的爱重与批评愈发交织在一起。他说自己喜欢艾森豪威尔，但喜欢的是身为陆军将军的他；在蒙大拿州怀特菲什的一场集会上，他主张，敬佩艾森豪威尔的选民应把他送回陆军。杜鲁门怀疑包括罗伯特·塔夫脱在内的共和党领袖正在影响艾森豪威尔，也担心这位将军并不了解自己即将承担什么。然而，他的公开抨击并没有抹去两人的私人关系。艾森豪威尔拒绝了杜鲁门的邀请，不愿接受杜鲁门此前曾向阿德莱·E·史蒂文森提供的那类情况简报；即便如此，杜鲁门仍亲自写信给他，表达友谊，并遗憾政治顾问横亘在两人之间。他强调艾森豪威尔曾帮助规划一项持续连贯的外交政策，并主张党派政治不应越过国界。

随着艾森豪威尔批评政府的外交政策及其处理朝鲜战争的方式，杜鲁门的反应从担忧转为愤怒。杜鲁门有时觉得艾森豪威尔可能会成为危险的总统，但也继续表达对他的同情，说自己很遗憾艾森豪威尔投身政坛。理查德·尼克松的竞选活动接受加利福尼亚州百万富翁秘密基金资助的消息曝光时，杜鲁门并未因共和党选票受损而幸灾乐祸。他说，这则消息或许有利于自己一方，但也哀叹它降低了公众对政治的信心。这番话表明，即使竞选已成为争夺优势的斗争，杜鲁门仍用超越眼前选举得失的标准来评判竞选行为。

杜鲁门对乔治·C·马歇尔的深厚敬重，使这场冲突变得私人化。杜鲁门认为，艾森豪威尔竞选攻击政府，无异于背叛曾提携过艾森豪威尔的人。他试图克制自己，告诉幕僚应当减少对艾森豪威尔的批评，但随着艾森豪威尔抨击马歇尔、杜鲁门的外交政策以及政府处理朝鲜战争的方式，杜鲁门的怒气日益增长。杜鲁门说，共和党候选人已不再是他认识的那位将军，并断定自己当初以为艾森豪威尔可能成为好总统，是看错了人。在纽约州尤蒂卡的一场演说中，他指责艾森豪威尔背弃原则和朋友，尤其是为约瑟夫·麦卡锡背书，还感谢麦卡锡搭乘他的竞选列车。杜鲁门的不满不仅在于艾森豪威尔反对自己；在他看来，艾森豪威尔似乎还否定了曾构成两人早年共识的人物与原则。

朝鲜战争使两人的政治分歧变成一场关于判断与责任的直接较量。民调显示，僵局令许多选民忧虑；艾森豪威尔在底特律承诺，若当选便前往朝鲜考察，这成为一项引人注目的竞选承诺。杜鲁门回应说，艾森豪威尔此前赞同政府的政策，并要求他说明有何办法能立即结束战争。杜鲁门主张，如果艾森豪威尔当选后能拯救生命，那么当选之前也能做到。杜鲁门认为，这项承诺是企图利用一场悲剧性冲突谋取政治利益。他还警告说，职业将军的工作不同于文官政府的工作。当艾森豪威尔的承诺似乎已决定选举结果时，杜鲁门告诉新闻秘书，他们面对的局势可能超出自己的掌控。竞选已把一段曾因杜鲁门主动表示支持而显得亲近的关系，变成一场公开争论，争论涉及军事经验、文官领导以及战争的意义。

即使在怨愤之中，杜鲁门仍明显关心艾森豪威尔的安全。选举结束后，杜鲁门向艾森豪威尔致贺，并提出让他乘坐总统专机“独立号”前往朝鲜，还特意补充说：“如果你仍然想去朝鲜的话。”艾森豪威尔婉拒，改乘军用飞机，在严密警戒下出行。他在前线考察了三天，回来后认定局势已无法忍受。出发前，杜鲁门曾在日记中写道，他真心希望艾森豪威尔不必此行，称这冒着可怕的风险，并思忖如果他有去无回会发生什么。提出让他使用专机、私下为他担忧，与那句带有党派挖苦意味的话并存——两者谁也没有抹去另一个。

权力交接及其不安的尾声

艾森豪威尔胜选后，杜鲁门的行为表明，他有意将个人感情与制度责任分开。他毫不犹豫地邀请艾森豪威尔到美国总统官邸讨论交接事宜，并保证确保行政部门平稳移交。这一举动前所未有。在杜鲁门身边的人看来，这表明他能够把个人怨愤置于总统职责之后；他也希望自己就任时曾有人给予他同样的协助。

艾森豪威尔于1952年11月18日将近两点时抵达。两人在杜鲁门办公室会面后，杜鲁门、内阁成员和幕僚在内阁会议室进行了长时间简报。整个过程正式而平淡，但艾森豪威尔始终没有露出笑容，神情戒备。迪安·艾奇逊觉得他沉默寡言，几乎到了阴沉不悦的地步；杜鲁门则记得他表情僵硬。两人的拘谨并非突然产生的误会，而是那场竞选留下的余波；竞选期间，他们都曾公开质疑对方的判断和行为。

一项象征性的赠礼让尴尬更加明显。杜鲁门把艾森豪威尔多年前送给他的大型地球仪转赠给艾森豪威尔；对杜鲁门而言，这件物品已代表总统责任的重担。艾森豪威尔收下了它，但杜鲁门觉得他的举止不太得体。杜鲁门还从艾森豪威尔在简报中的反应判断，他并不明白总统职位有多复杂。他记下自己的印象——那些信息从一只耳朵进、从另一只耳朵出；他随后预言，艾森豪威尔会觉得这个职位令人沮丧，因为总统命令不像陆军指挥那样能自动得到服从。这个地球仪因此不只是作为私人礼物在两人之间转手，也提醒着艾森豪威尔即将承担的总统职责有何重担与局限。

就职日最后一次会面，让两人之间的私人伤痛显露于众。杜鲁门原本希望艾森豪威尔夫妇按惯例在典礼前拜访总统和第一夫人。他们拒绝午餐邀请，抵达北门廊后又没有进屋喝咖啡，杜鲁门据说因此感到受了侮辱。他们在车里等到杜鲁门夫妇出现，才下车向他们致意。埃里克·塞瓦赖德在附近观看，回忆说杜鲁门遭到了冷落，但仍保持风度；按照塞瓦赖德的说法，杜鲁门当时的举止显示出他更胜一筹。两人的反差十分明显——艾森豪威尔的冷淡可以被视为拒绝遵守礼节，而杜鲁门的回应维护了卸任总统职位的尊严。

关于一段涉及艾森豪威尔儿子的简短对话，各方记述并不一致。艾森豪威尔的儿子在朝鲜服役，后被接回参加就职典礼。艾森豪威尔问是谁安排的。据他后来回忆，杜鲁门只回答说是自己安排的；杜鲁门则记得自己解释，总统认为儿子见证父亲宣誓就职是合适的。三天后，艾森豪威尔致信杜鲁门，诚挚感谢杜鲁门在政府任期结束之际给予的礼遇，尤其感谢他安排儿子回国，并未将这项安排告诉他们。这份致谢没有恢复两人昔日的亲密，但承认了在杜鲁门权力即将终止之际，他最后一次给予的体贴。

因此，两人的关系既没有以和解告终，也不能简单归结为敌对。杜鲁门早年的赞扬、屡次提出的政治支持，以及他私下对艾森豪威尔的关切，始终与他对共和党竞选及其对待马歇尔的方式所怀的怨愤并存。正式交接、地球仪、在美国总统官邸举行的紧张接待，以及艾森豪威尔后来的来信，共同使这段关系的结局成为职责分裂的写照——私人忠诚已经破裂，但总统责任依然存在。杜鲁门可以认为艾森豪威尔背叛了两人共同的政治立场，同时仍努力维护和平移交总统权力，并对将要取代自己的那个人以礼相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