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S·杜鲁门与阿瑟·范登堡的跨党派合作
杜鲁门哈里·S·杜鲁门与共和党参议员阿瑟·范登堡在总统需要争取本党以外的选票之际，建立了重要的合作关系。范登堡帮助打开了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道路，维护戴维·利连索尔获提名出任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后来又在参议院关于马歇尔计划的辩论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的合作并不意味着对每项前提或每笔开支都意见一致——这是一种务实联盟，范登堡的共和党地位有助于把总统政策转化为国会能够接受的方案。
危机中缔结的合作关系
这段关系是在希腊和土耳其危机初现之际形成的。杜鲁门的顾问们一致认为，问题需要的不只是有限的援助法案，但他们也面临着说服国会采取行动的需要。27日上午一次关键的白宫会议上，国会领袖首先听到乔治·C·马歇尔警告说，苏联的控制可能扩展至欧洲、中东和亚洲。随后，迪安·艾奇逊主张，拖延会让苏联几乎不费代价地追求其目标。按照艾奇逊后来的说法，范登堡告诉杜鲁门，如果总统以同样有力的方式向国会阐明理由，范登堡就会支持他，国会山上的多数人也会支持他。
据称，范登堡的这一承诺不仅是泛泛表达支持。它指出了建立两党多数所需的条件——杜鲁门必须以能够打动国会的方式说明危险。不过，叙述中的这一说法并非毫无争议。杜鲁门的回忆录称，马歇尔已经清楚说明了采取行动与听任事态发展的抉择，并记下总统对此明确表示赞同，却没有提到艾奇逊所述的发言或范登堡的回应。这一差异很重要——在艾奇逊的回忆中，联盟体现为一次政治交换；而杜鲁门的叙述则着重于马歇尔的论点和他本人的赞同决定。
明确界限的援助
杜鲁门向国会发表讲话后，范登堡帮助界定了对希腊和土耳其的援助意味着什么，以及它不意味着什么。在国会山上，他驳斥了该政策确立普遍模式的看法，称其为针对特定情势作出的回应。艾奇逊也向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表示，该措施并非意在规定未来行动——美国将根据每个案例的具体情况作出判断。
这一限定是双方合作的核心。对希腊和土耳其的援助可以被描述为一项具体回应，而不是一项承诺，即凡是出现类似主张，美国都会自动干预。因此，范登堡的支持既帮助了政府，也为这项政策划定了边界。其他参议员从不同角度表示反对——克劳德·佩珀担心这一做法会摧毁与苏联和解的可能性，关注成本的参议员也反对该政策。这场辩论展现了形成共同立场所需的政治工作——政府必须为采取行动辩护，而范登堡则强调，国会的支持并未预先决定今后每个案例的处理方式。
利连索尔的任命确认
在参议院围绕戴维·利连索尔提名案的斗争中，这一合作关系再次经受考验。共和党反对者质疑利连索尔对共产主义的态度，并主张将原子能控制权交还陆军。杜鲁门私下驳斥针对利连索尔的攻击，并发誓为他辩护，但随着反对者继续陈述理由，这项提名的前景仍不明朗。
4月3日下午，范登堡在气氛紧张的参议院会议上发言。他宣称，利连索尔“无论如何都不是共产党人”，并呼吁确认其提名。旁听席上爆发出热烈掌声。在此前一项修正案的试探性表决中，杜鲁门和利连索尔得知，他们领先14票，优势超过预期。总统认真看待这一结果——他说，原子能是最重要的事情，必须让它成为福祉之源，而不是毁灭世界的手段。
4月9日的正式表决以50票对31票确认了利连索尔的任命。20名共和党人违背罗伯特·塔夫脱的立场，支持这位提名人；在南方民主党人中，除肯尼思·麦凯勒外，只有4人投票反对。面对一项被指是忠诚度考验的提名，范登堡公开辩护，帮助它获得了两党认可的正当性。对杜鲁门而言，这次任命确认是他与新一届国会较量的首次实力检验，也是一次明确胜利。就两人的关系而言，这表明合作不只限于一场对外援助辩论——当党派压力指向相反方向时，范登堡也能在原子能的文职领导权问题上与总统站在一起。
马歇尔计划与共识的界限
范登堡在欧洲复兴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他并未立即赞同计划的规模。读到一篇报道，得知威尔·克莱顿估计欧洲国家未来两三年需要60亿或70亿美元后，范登堡表示，国会绝不会批准如此巨额的款项，哪怕是为了拯救任何人也不行。这一担忧反映了杜鲁门面临的政治障碍——共和党人希望减税并削减开支，而美国已经为外国救济花费数十亿美元，并向英国提供了一笔巨额贷款；在批评者看来，这笔贷款似乎收效甚微。
杜鲁门通过强调人道主义需要和美国自身利益来回应这些疑虑。他警告萨姆·雷伯恩，欧洲可能有数十万人挨饿，欧洲经济崩溃还可能把美国拖入另一场萧条。拟议中的欧洲复兴计划最终寻求提供170亿美元。国务院官员奉命向国会阐明计划的理由，保罗·尼采起草了具体方案，乔治·C·马歇尔则展开巡回演讲。在这一后续阶段，范登堡再次在参议院发挥了关键作用，帮助计划从一项令人望而生畏的提议逐步获得国会支持。
相关叙述呈现的是通过具体决策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而不是声称两人对每个判断都意见相同。范登堡可以坚持把援助视为针对具体案例的措施，质疑国会是否会接受庞大的复兴开支，同时在政府争取欧洲复兴支持时成为关键的参议院盟友。从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辩论、利连索尔的任命确认到马歇尔计划，他的贡献在于让两党达成共识在政治上成为可能，同时也让共识的具体条件继续接受辩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