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监督

哈里·S·杜鲁门所实践的国会监督，并不只是揭露浪费——这是一种让公众审查服务于有效政府、同时不让调查人员接管行政职责的努力。他在战时委员会任职期间调查国防采购，同时声明委员会无权干预军事战略和人事。后来围绕紧急权力、军事命令和国会支持的争议，展现了这一原则的另一面——监督固然重要，立法介入的限度以及总统采取行动的责任也同样重要。

战时监督与杜鲁门委员会

1941年2月10日，杜鲁门提议成立一个特别参议院委员会，调查国防合同的授予情况。他花了数周时间准备，征询其他参议员的意见，并向朋友和工作人员征求建议。这项提案针对的是一项规模庞大、缺乏明确行政体系、也没有单一负责人统筹的国防计划。国防工作由白宫负责管理，而陆军部担心国会调查可能招致负面报道、使计划复杂化并延误生产。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提出了相反看法——应当假定国会议员与政府一样爱国。

杜鲁门也看到了调查的风险。他对美国内战的研究使他认识到，调查那场冲突的国会委员会可能干预总统决策，包括指挥官的任命和军事战略。他曾亲自前往国会图书馆查阅相关档案。同样，他认为杰拉尔德·P·奈参议员战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军火制造商的调查，加剧了孤立主义情绪，并助长了战备不足。杜鲁门将这种事后审查与自己希望开展的调查区分开来——应当在当前紧急状态期间调查问题，以便仍有时间加以纠正。

这项提案遭遇了制度性阻力。第71号决议经由各委员会审议，但在与政府关系密切的詹姆斯·F·伯恩斯手中，进展可能停滞。尤金·考克斯另行提出众议院方案，要求成立一个联合委员会，以更广泛的职权调查所有国防活动。在白宫，伯恩斯主张，由杜鲁门领导调查对总统更有利。富兰克林·D·罗斯福表示同意，但伯恩斯起初试图将委员会经费限制在1万美元。杜鲁门表示反对，最终只争取到小幅增加，经费升至1.5万美元；而1941年国防开支预计将超过130亿美元。参议院于3月一致通过第71号决议；一周后，又通过《租借法案》，批准追加70亿美元支出。

界限、公正与文官权威

杜鲁门将监督界定为调查，而非另立一套与行政部门竞争的指挥体系。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应以全体委员会的名义公布，而不是作为委员会主席的个人成果。委员会无权干预军事战略、军事人事，也无权决定国防工作的规模或部署。当一名参议员暗示杜鲁门对某个问题感到不满时，杜鲁门明确表示自己确实不满，因为委员会并非在漫无目的地四处搜寻问题。休·富尔顿的诚实和工作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书中强调，推动委员会运作的核心人物是杜鲁门，而不是富尔顿。

审查与指挥之间的区别，也影响了杜鲁门对战时生产的立场。在支持由一名负责人统管采购时，他承认，即使委员会不同意该行政官，也可能支持他。杜鲁门认为，超越这一职责便有可能变成制定政策，重演他认为内战时期委员会曾有过的干预。他坚持文官控制，也是出于同样的忧虑。随着军事合同迅速增加，他看到高级军官逐渐扩大对工业和农业的影响力，并担心这会带来战后的政治与经济后果。他主张，将军和海军上将应当指出作战所需，而更大范围的战时工作仍应由文官当局掌控。

委员会的咨询权限受到限制，这一点在其他战时决策中也很重要。在讨论原子弹时，亨利·L·史汀生强调，委员会可以提出建议，但向总统推荐行动方针的责任在他。此事凸显了一个相关原则——协商可以为决策提供参考，却不会免除负责作出决策的官员的责任。杜鲁门对这一事件的叙述同样强调，最终判断不能转交给委员会。

调查的成果与局限

杜鲁门委员会的工作记录既包括揭露的问题和促成的改进，也包括战时优先事项限制问责的案例。委员会的干预促使海军舰船局采用希金斯登陆艇；这种登陆艇能够在多种浅滩上运送部队上岸，而不必只在已有港口登陆。委员会还报告称，德国潜艇在1942年击沉了1200万吨美国船只，比当时造船厂的产量多100万吨。海军公开质疑这一数字，但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在行政会议上承认它准确无误。

委员会的审查并未阻止所有浪费项目，也未能保证每起失职事件都受到惩罚。计划铺设一条从加拿大通往阿拉斯加、长达1200英里的Canol输油管道；尽管委员会提出担忧，工程仍继续进行，最终耗资1.34亿美元。该工程一度动用了4000名军人和1.2万名平民，除了耗费资金，也分流了人力和物资。为使生产能够继续，一些被发现工作失当或存在欺诈行为的公司和机构逃过了追责。委员会与铝生产商美国铝业公司的交涉，也体现了优先取得所需材料、而不是接受借口的做法。

后来的估算认为，该委员会最多为政府节省了150亿美元，但书中提醒，无法确定准确数字，这一估算很可能被夸大。委员会较难量化的影响或许更为重要——政府、军方和工业界的人士知道自己可能会受到调查并被公开揭露，因此更愿意尽职工作。委员会还向公众提供了有关战争工作的情况；在杜鲁门担任主席期间，它也为证人提供了公正陈述的机会。委员会的声誉不仅源于它揭露的问题，也建立在对证据的认真审视以及对自身权限的克制之上。

委员会之外的监督

杜鲁门与国会的相处历程，始终涉及抵制与协商。他担任总统后，面对国会一次次驳回提案，并未放弃，而是继续推动，包括全国强制医疗保险和普遍军事训练。在一次与国会领袖讨论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会议上，他听乔治·C·马歇尔说明放任苏联势力扩张的危险，并认同必须采取行动，否则便是听任事态发展。这一事件说明，监督是政治过程的一部分——总统必须向立法者陈述理由并争取支持，而不能只是援引权力。

朝鲜战争使何时寻求国会授权的问题更加突出。埃弗里尔·哈里曼敦促杜鲁门趁公众支持仍然强劲时请求通过宣战决议；迪安·艾奇逊则主张，总统应依靠其宪法赋予的三军统帅权。杜鲁门支持艾奇逊，理由是，在紧急状态下诉诸国会，可能会使未来总统更难应对危机。哈里曼后来认为这一决定是个错误，但也认识到，杜鲁门当时考虑的是自己的选择会为总统权力树立怎样的先例。

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对抗，呈现了另一种界限问题。麦克阿瑟公然违抗指示以及杜鲁门作为总统和三军统帅所下达的命令，公开发表外交政策声明。杜鲁门起初选择谨慎申斥，而非立即将其免职；他考虑到了政治风险和麦克阿瑟在公众中的地位。后来，众议院少数党领袖约瑟夫·W·马丁公开了麦克阿瑟的一封信；信中主张在亚洲扩大作战。国会由此成为一条渠道，使这位指挥官的挑战传达到公众面前。这一事件及杜鲁门的应对共同表明，监督并非一种单一的制度机制就能解决的问题——立法辩论可以揭示冲突，但总统仍有责任贯彻文官权威并决定如何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