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鲁门与华莱士的进步派选票之争

杜鲁门

哈里·S·杜鲁门与亨利·A·华莱士的政治竞争,从民主党副总统提名之争,发展为围绕和平意义、冷战处理方式以及自由派政治未来的尖锐分歧。两人最引人注目的冲突发生在1948年——亨利·A·华莱士脱离民主党参选,哈里·S·杜鲁门则试图团结民主党的自由派选民。但这并非简单的私人恩怨——哈里·S·杜鲁门很少在公开场合点名亨利·A·华莱士,而竞选的核心对手仍是哈里·S·杜鲁门本人所说的共和党对手。

从党代会角逐到政治分歧

在1944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亨利·A·华莱士在副总统提名的第一轮投票中领先,获得429票,哈里·S·杜鲁门获得319票。结果使角逐悬而未决,但大会程序和代表团的立场变化改变了第二轮投票。主席宣布将立即举行另一轮投票后,夜间会议的入场券将不再有效,使更多支持亨利·A·华莱士的人无法进入观众席。杜鲁门提名事务合作者罗伯特·E·汉尼根促成了一个影响重大的程序突破。

亨利·A·华莱士在第二轮投票初期仍然领先。随后,爱德华·J·弗林将此前立场分散的纽约代表团74票投给哈里·S·杜鲁门,使他反超。票数差距再次缩小,亨利·A·华莱士一度只落后5票;之后,阿拉巴马州参议员约翰·班克黑德退出角逐,并将该州22票投给哈里·S·杜鲁门。南卡罗来纳州转投18票,随后印第安纳州、怀俄明州和缅因州也相继转向。随着势头转向哈里·S·杜鲁门,代表们纷纷起立;与此同时,观众席仍不断高呼亨利·A·华莱士的名字。大会场面浓缩地展现了这场竞争——亨利·A·华莱士仍拥有响亮的支持声浪,但哈里·S·杜鲁门在代表中的支持不断增强,最终助他获得提名。

这场角逐确立了一种政治对立,并在四年后变得更为重要。到1948年,分歧已不只是由谁领导民主党候选人阵营,还涉及该党现行外交政策能否带来和平。亨利·A·华莱士作为进步党候选人竞选,提出与苏联直接谈判,以结束冷战。相比之下,哈里·S·杜鲁门认为民主党纲领以及该党拒绝与共产主义者的支持划清界限,会危及美国政策与民主党的团结。

围绕和平与外交政策的1948年决裂

亨利·A·华莱士的竞选阵营,其社会构成与主要政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明显不同。三千多名代表聚集在费城,提名亨利·A·华莱士和参议员格伦·H·泰勒。黑人代表人数众多,女性占代表近三分之一,年轻人则占多数。大会上的酒精饮料相对少见,也没有烟雾弥漫的密室政治,但代表们的政治经验也不多。尽管亨利·A·华莱士、格伦·H·泰勒和大多数代表都不是共产主义者,新组织中知名亲共人士的参与以及共产主义者显而易见的影响,仍使许多观察者感到不安。

亨利·A·华莱士拒绝谴责共产主义者的支持,辩称只要支持是为了和平事业,他就会接受。他所在政党的纲领谴责马歇尔计划、杜鲁门主义和新征兵法,并呼吁销毁美国的核武器。一项声明该党无意支持其他国家外交政策的修正案遭到否决。亨利·A·华莱士认为否决修正案是个错误,却没有介入扭转结果。在夏伊布公园,面对三万多名购票观众,他指责美国政策是世界紧张局势的重要成因,却没有批评苏联,并暗示为了追求和平,放弃柏林不会付出任何代价。

这种对比尤为鲜明,因为亨利·A·华莱士也把自己的竞选塑造成对特权阶层和既有政党的挑战。哈里·S·杜鲁门的回应,是将投票支持亨利·A·华莱士描述为并非通往和平的独立道路,而是可能帮助共和党人的一票。在洛杉矶,自由派民主党电影明星显眼地坐在身旁时,哈里·S·杜鲁门告诫自由派选民重新考虑是否支持第三党——在他看来,共产主义者的影响意味着该党并不代表美国理想,而自由派力量分裂只会使共和党对手受益。他有力地提出了这一论点,却没有将其变成对亨利·A·华莱士的人身攻击。

竞选、受众与竞争的限度

亨利·A·华莱士积极投入竞选。8月,他在南方巡回演说,谴责种族隔离,并拒绝入住实行歧视的旅馆;在北卡罗来纳州,愤怒的人群向他投掷鸡蛋和烂番茄。后来,他乘飞机前往全国许多地方,最终行程里程超过哈里·S·杜鲁门。他的核心主张始终是,进步党可以通过与苏联直接谈判结束冷战。在哈里·S·杜鲁门曾发表演说的洛杉矶体育场,亨利·A·华莱士吸引了更多观众,而且这些观众都是购票入场的。然而,他的集会和演说总体上观众日渐减少;随着越来越多的观察者称他在推进莫斯科的利益,他这场改革运动所激起的热情也逐渐消退。他指责两大政党同样受华尔街和华盛顿五角形军事总部大楼摆布。

哈里·S·杜鲁门的幕僚十分担忧亨利·A·华莱士的竞选以及斯特罗姆·瑟蒙德领导的南方反叛所造成的分裂。哈里·S·杜鲁门本人似乎并未将这两场竞选视为严重威胁。他在演说中没有点名提及亨利·A·华莱士或斯特罗姆·瑟蒙德。他也没有点名托马斯·E·杜威,而是称其为共和党对手或“那个人”。竞选列车上无人记得有人讨论过托马斯·E·杜威的性格,也没有人记得曾计划对他进行人身攻击。这种克制有助于界定哈里·S·杜鲁门与亨利·A·华莱士之间的竞争——这是一场围绕亨利·A·华莱士参选所造成的政治后果展开的角逐,而不是一场针对个人的谴责运动。

两位候选人的差异也体现在他们与民主党联盟的关系上。亨利·A·华莱士公开反对种族隔离,同时拒绝与共产主义者的支持划清界限;哈里·S·杜鲁门则通过主张第三党选票会分散击败共和党人所需的力量,来争取自由派支持。因此,两场竞选都试图争取关心和平与自由派政治的选民,却对美国的对苏政策持截然不同的立场。亨利·A·华莱士在洛杉矶等个别地点的号召力可以十分鲜明,吸引的观众也可能多于哈里·S·杜鲁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在各地集会上都保持着同样持久的势头。

选举意义与政治遗产

围绕托马斯·E·杜威的超高预期,使这场竞争的选举背景变得复杂。后来的分析认为,民意调查直到10月中旬都相当准确,但选举日到来时,最后一份广泛传播的预测已经是两周前的了。在最后几周里,许多预期托马斯·E·杜威会获胜的人仍然前往投票站,把票投给哈里·S·杜鲁门。在俄亥俄州,记者发现一些哈里·S·杜鲁门的选民原本并不认为他会获胜,却已悄然而慎重地决定支持他。这些证据提醒人们,不应将1948年竞选的结果直接视为亨利·A·华莱士实力的体现——民主党的分裂固然重要,但选举故事更大的一部分,还包括最后阶段转向哈里·S·杜鲁门的选民以及他与托马斯·E·杜威的角逐。

因此,这场竞争揭示了第三党异议的力量与局限。亨利·A·华莱士使民主党决裂清晰可见,为反对哈里·S·杜鲁门冷战政策的人提供了有组织的纲领,并在某些竞选站点吸引了超过哈里·S·杜鲁门的观众。然而,亨利·A·华莱士拒绝谴责共产主义者的支持,而其政党在马歇尔计划、杜鲁门主义、征兵和柏林问题上的立场,也使哈里·S·杜鲁门有理由将他的参选描述为对自由派团结的威胁,而非自由派团结的实现。哈里·S·杜鲁门标志性的策略,是反驳这一主张,却不把亨利·A·华莱士置于竞选的私人对立中心。两人的政治对立之所以影响深远,正是因为它将关于和平与政策的真实争议,同谁能可信地代表自由派民主党的斗争结合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