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鲁门与杜威的竞选形象及胜负之争

哈里·S·杜鲁门与托马斯·E·杜威的竞争，在1948年总统竞选中表现得最为鲜明。当时，普遍认为杜威将获胜，但最终杜鲁门取得了胜利。这场竞选所呈现的，与其说是候选人之间的私人交锋，不如说是一场围绕公众预期展开的较量——杜威似乎胜券在握，而杜鲁门则逆势竞选；原本不认为他会获胜的选民，却在投票时悄然选择了他。这一逆转使两人的竞争成为一场检验——民意调查、竞选工作和公开露面，究竟能揭示多少、又无法揭示多少仍在变化中的选举情况。

竞选及公众预期

该书索引将两位候选人并列比较，并记录了他们各自参加的总统竞选，包括1944年的竞选，但这里的详细材料主要聚焦于1948年。在那场选举中，杜威将大获全胜的预测成为竞选的一大标志。因此，最终结果看起来不仅是杜威落败，也像是对那些自信预期他将获胜的观察人士的一次驳斥。然而，后来的分析并未将民意调查视为毫无价值或全然不准确，而是将问题归结为时机——调查结果似乎一直到10月中旬都相当准确；当时乔治·盖洛普完成了最后一次调查，但到选举日时，这项预测已经过时约两周。

这一区别关系到这场竞争的意义。杜威看似占据的优势未必从一开始就是假象；更准确地说，这种优势未能反映竞选最后几周发生的重大变化。许多选民相信杜威必定获胜，甚至可能押注他会胜选，但他们仍然前往投票，并投票支持杜鲁门。人们的预期与实际行动之间的反差，是这段叙述的核心。决定选举结果的不是公众对杜鲁门胜算的信心，而是选民在缺乏这种信心的情况下作出的选择。

杜鲁门的竞选——个人付出与组织工作

杜鲁门的竞选显然是由他亲自推动的。10月2日回到华盛顿后，他在堪萨斯城联合车站向人群表示，自己的战斗才刚刚开始，几天后便会再次出发。他告诉姐姐，这趟巡回之旅约停留了140站，发表了147场演说，至少与3万人握过手，而且自己仍然身体健康，可以继续竞选。这些数字展现了竞选工作的体力规模——候选人不断奔波、演讲并与选民见面，而他的妻子、女儿和新闻秘书则显得精疲力竭。叙述强调，没有哪位总统曾如此努力地争取连任。

但叙述也不把结果单纯归因于杜鲁门的个性或体力。竞选既依赖幕后工作，也依赖候选人的公开活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宣传主任杰克·雷丁后来将这场竞选描述为多种因素的结合，其协调产生的效果超过了各部分之和。一个实际例子是将杜鲁门的新闻稿译成外语报纸和电台使用的语言。纽约一家波兰语报纸的经理安排将材料译成波兰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俄语和瑞典语。美国有3500万人出生在国外，约占人口的四分之一，其中1100万人有投票资格；这项工作因此使竞选的影响力远远超出英语媒体的范围。

最后阶段的转向与民调逆转

叙述将竞选最后阶段视为预期结果发生变化的关键时期。后来的研究指出，民意调查的弱点不只是调查方法失灵，而是最后一次重要的民意快照未能捕捉最后两周的变化。人们可以接受杜威将获胜的预测，同时仍决定投票支持杜鲁门。人们对可能胜选者的判断与个人投票之间的这种分离，使任何将公众预测视为已定政治选择直接反映的说法都变得复杂。

俄亥俄州的报道展现了这种反差。《纽约时报》的威廉·劳伦斯发现，他在全州采访到的杜鲁门选民，没有一个认为杜鲁门会获胜。尽管如此，他所描述的矿山、工厂和农场中的普通选民，大多数都悄然、审慎地作出了决定，随后出门投票支持杜鲁门。他们的行动打破了杜威胜局已定的表象。因此，这场选举的戏剧性逆转未必是选民在最后关头转而相信杜鲁门会获胜；现有证据也支持一种较为平静的解释——选民作出了选择，却不认为自己的选择会决定胜者。

失败与竞争的意义

该书索引将杜威落败列为1948年大选的重要内容，并分别列出他的竞选活动、候选人身份、演说以及与杜鲁门的比较。这里提供的叙述材料，是通过预测与结果之间的反差来说明杜威为何落败，而不是详细讲述候选人之间的私人往来或直接交锋。材料并未表明两人有密切的私人关系。相反，他们之间的联系是通过选举呈现出来的——两位候选人在公众预期中各据一端，而选举结果推翻了公众预期赋予杜威的优势。

杜鲁门的胜利也不能单用个人因素来解释。他密集的行程使他成为竞选中最显眼的中心人物，但宣传工作和争取选民的努力也同样构成这场竞选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对民调的分析提醒人们，不要把预测与最终定论混为一谈。杜威预期中的压倒性胜利，成了人们理解杜鲁门胜选的参照；选民出乎意料的选择则揭示，一场看似尘埃落定的竞选可能在多短的时间内发生变化。因此，在这段叙述中，两人的竞争始终体现为预期结果与实际结果之间的较量，也提醒人们，悄然参与投票的选民足以推翻哪怕是信心十足的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