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鲁门任用、解职并哀悼福里斯特尔

哈里·S·杜鲁门与国防部长詹姆斯·福里斯特尔的关系，受到军种重组的压力、国防政策分歧以及杜鲁门不愿解雇遭受攻击的内阁官员等因素影响。随着福里斯特尔愈发缺乏决断力，两人在开支、巴勒斯坦问题和原子武器的文官控制问题上渐行渐远，杜鲁门对他的信心也逐渐减弱。福里斯特尔辞职、接受神经衰弱治疗并自杀身亡，使这段艰难的工作关系成为杜鲁门悲痛和长期争议的来源。

艰巨的内阁合作关系

福里斯特尔是一位性情急切、内向而极为尽责的官员，承担了军种重组这一艰巨任务。这项工作前所未有、压力沉重，杜鲁门越来越认为福里斯特尔已难以胜任——他陷入细节之中，无法作出决定。杜鲁门抱怨福里斯特尔不肯接手处理。有一次，杜鲁门因某个问题的处理方式感到不满，便发了一张简短而严厉的便条，明确指出这件事应由福里斯特尔负责。这场交锋所显示的不只是对某项任务的意见不合，还揭示了两人之间日益扩大的分歧——杜鲁门期望部门首长果断行事，福里斯特尔的表现却愈发令人担忧。

政策分歧也加剧了紧张关系。亨利·A·华莱士离职后，福里斯特尔是少数仍留任且公开反对杜鲁门的内阁成员之一，尤其在巴勒斯坦问题和原子弹的文官控制问题上立场不同。国防开支成了更尖锐的考验。为实现预算平衡，杜鲁门将国防开支上限定为150亿美元，占联邦预算逾三分之一。福里斯特尔认为，鉴于苏联的威胁，这一上限低得危险。因此，两人的冲突既关乎对军事危险的不同判断，也关乎杜鲁门控制开支的努力；不能把任何一方的立场都简单归结为个人摩擦。

信任、猜疑与更换他的决定

1948年竞选开始前，杜鲁门对福里斯特尔的信心已经开始减弱。据称，福里斯特尔与托马斯·E·杜威会面是为了讨论国防事务，但会面的目的逐渐受到政治猜疑——杜鲁门身边的一些人怀疑，福里斯特尔是在设法保住职位，以便在杜威可能组建的政府中留任。德鲁·皮尔逊称福里斯特尔希望保住职位一事尽人皆知，杜鲁门身边的人也越来越觉得，这位部长在政治上已不值得信任。这些疑虑加深了杜鲁门对福里斯特尔优柔寡断的担忧，使两人的工作关系更加脆弱。

福里斯特尔还持续遭受媒体批评，包括因其巴勒斯坦立场而受到的抨击，以及关于其行为和经济利益的虚假指控。杜鲁门不喜欢解雇他人，尤其不愿在对方遭受攻击时将其免职；他也不愿让批评左右人事决定。他公开为自己决定内阁成员和幕僚何时离职的权力辩护。然而，这种本能并未恢复他对福里斯特尔的信心——杜鲁门此前已在考虑由路易斯·约翰逊接替他。2月初，福里斯特尔表示计划辞职，并于6月1日离职，杜鲁门于是认定，他必须更早离开。

3月1日，杜鲁门召福里斯特尔到白宫，请他辞职。他还劝福里斯特尔休假，却没有提及接受医疗照护的必要性。此后数周，福里斯特尔仍在公开场合保持镇定；3月28日，约翰逊正式就任国防部长时，他还前往五角大楼出席仪式。当天晚些时候，他又参加了白宫仪式，杜鲁门在那里向他颁授杰出服役勋章。正式表彰与要求他离职并列呈现——杜鲁门在终结福里斯特尔任期的同时，也肯定了他的服务。

病情与杜鲁门认识所限

围绕福里斯特尔离职的情况很快显得比杜鲁门所了解的更加严重。3月28日的仪式结束后，福里斯特尔前往罗伯特·洛维特位于佛罗里达州霍布桑德的住所，并说有人在追捕他；他还至少有过一次自杀未遂。杜鲁门听说福里斯特尔认为有外国特工跟踪自己后，便请美国特勤局调查。该局3月31日的报告认定这些疑虑毫无根据，并称福里斯特尔极度紧张、情绪激动。报告还指出，到他担任部长的最后一天时，他已心神不宁到认不出自己的仆人。

4月2日，福里斯特尔被送回华盛顿，并入住贝塞斯达海军医院，接受神经衰弱治疗。5月的第一周，杜鲁门前去探望，觉得福里斯特尔看起来恢复了往日的状态。这一印象体现了两人关系最后阶段的局限——杜鲁门见到福里斯特尔时，他看起来有所好转，但其病情恶化的迹象早已不断累积。这次探望体现了杜鲁门个人的关切，却无法弥补他此前未能认识到福里斯特尔迫切需要帮助。

死亡、悲痛与责任争议

5月22日，福里斯特尔在贝塞斯达海军医院自杀身亡。他的死震惊了华盛顿；内阁官员自杀此前从未发生过。杜鲁门表示自己深感震惊和悲痛。贝丝·杜鲁门也深受触动；就在前一周，她曾在复活节送给福里斯特尔玫瑰，他也为此向她致谢。这张便条将政治家庭与个人层面的后续影响联系起来——福里斯特尔是一位同僚，他的病情和离职过程都在公众注视之下，但他也曾收到第一夫人私下表达的关怀。

约六千人参加了福里斯特尔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举行的全套军礼葬礼，其中包括杜鲁门、副总统、前总统赫伯特·胡佛、内阁成员、国会议员、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以及乔治·C·马歇尔。葬礼的规模和仪式规格体现了福里斯特尔在政府中的地位；杜鲁门出席，则公开表达了他所说的深切丧失之痛。

这场死亡也使杜鲁门要求福里斯特尔辞职的时机与性质成为争议焦点。杜鲁门既愤怒又忧心，指责德鲁·皮尔逊不断逼迫福里斯特尔，直至将他逼死；他无疑也懊悔自己没有更早解除福里斯特尔的职务。反过来，皮尔逊则认为，要求辞职加重了福里斯特尔的病情；另一位报纸专栏作家认为，导致其死亡的不是工作本身，而是杜鲁门对他失去信心。关于福里斯特尔在医院所获照护的疑问也一直存在，后来还有传言称，他的日记遭人篡改或移走，背后涉及一场阴谋。现有材料将这些说法呈现为指控和传闻，而非已经证实的解释。因此，福里斯特尔之死并未给这段关系留下明确的责任定论——杜鲁门采取行动要更换他，试图捍卫自己不受外界压力左右的权力，后来也为他哀悼；但这场悲剧始终让“他是否行动太迟”这一问题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