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参与国际组织与战后合作

国际主义是一种信念，认为美国不能靠退守地理边界来确保和平——美国必须与其他国家合作，并帮助建立能够防止另一场战争的机构。在哈里·S·杜鲁门对战后秩序的阐述中，合作是一种追求，而非保证。他对这一原则的坚持，贯穿了与苏联的争端以及对日使用原子武器的决定。

从战时目标到战后秩序

1944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提出了两项任务——迅速赢得战争，并建立世界性的国际组织，使其能够运用主权国家的武装力量来防止另一场战争。杜鲁门的竞选也呼应了这一目标。他反对战后重返共和党孤立主义，并将持续参与国际事务视为同时确保胜利与和平的一部分。

这一立场不只是竞选中的对比。在一次重要演说中，杜鲁门指出孤立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地理屏障再也无法提供安全保障。他呼吁建立一个强大而持久的联合国，并将大国的责任界定为服务，而非支配。这篇演说也体现了总统与听众之间的政治联系——一位当时的观察者描述，杜鲁门与聆听演说的民众之间存在友谊纽带。

压力下的合作

在杜鲁门看来，国际合作有赖于大国之间的信任，以及小国的信心。他曾在私下写道，三个大国必须彼此信任，并真诚地希望和平；他也认识到，小国对苏联和英国都缺乏信心。因此，他追求和平并非建立在分歧会消失的假设之上。他承认苏联不可能全面合作，但希望能够实现实质性的合作；对于波兰问题，他也准备依据雅尔塔会议作出的承诺据理力争。

由此形成的方针将谈判与坚定立场结合起来。杜鲁门认为，只要双方都作出让步，与苏联建立可行关系仍有可能；但他也警告说，如果不能按约定解决波兰问题，参议院可能会否决美国参与联合国。这种国际主义因此既受到外交层面的约束，也受到国内层面的制约——美国能否参与共同的战后秩序，部分取决于政府能否在国内为其协议和选择辩护。

和平、武力与原子弹决策

杜鲁门的国际主义并不意味着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使用武力。对日战争持续期间，政府顾问曾考虑是否可以无害地展示原子武器，或在轰炸城市之前将其用于军事目标。顾问们否决了技术性展示方案，认为它不太可能产生促使日本投降所需的决定性震撼；由于起初预计只能造出一颗原子弹，而且其能否发挥作用尚不确定，展示失败可能会增强日本的抵抗意志。最终的建议转而支持直接用于军事行动。

在波茨坦，杜鲁门回忆说，高级顾问们一致认为应当使用原子弹，其中有人认为，入侵东京平原可能至少造成二十五万名美军伤亡。他后来将自己的决定描述为经过长时间、仔细思考的结果，并明确表示自己不喜欢这种武器。这些论据把迅速迫使日本投降和挽救生命，与平民可能遭受的灾难性伤害并列考虑；但它们并未消除这一选择的道德代价。

面对进一步采取更具毁灭性行动的要求，这一代价仍清晰可见。8月9日，杜鲁门写道，除非绝对必要，否则他不会毁灭整个民族；他表示希望日本在苏联参战后投降，并强调自己既关切美国人的生命，也关切日本妇女和儿童。当晚，他敦促日本平民离开工业城市。这些表态显示，即使政府正以压倒性武力迫使敌国投降，杜鲁门所理解的国际责任仍超越了美国自身。

原则的局限与利害关系

相关材料呈现的国际主义，是以有组织的合作取代孤立主义的努力，而不是确信所有政府都抱有与美国相同的目标。杜鲁门坚持建立持久的联合国，同时对苏联在东欧的行径心存疑虑；他追求和平，同时也准备为和平而战。这种张力是他践行这一原则时的核心——国际机构需要各国参与并彼此信任，但其公信力也取决于能否面对遭到违背的协议和持续不断的战争。

原子弹决策暴露了另一重局限。杜鲁门力求结束杀戮并避免入侵可能造成的伤亡，但被考虑并最终选择的手段却可能导致大规模平民伤亡。他表达的不情愿以及对日本平民的关切，并未化解这一矛盾。相反，这种对照凸显了他的国际主义所面对的要求——战后秩序必须遏制未来的冲突，而为结束当下战争所作的决定，也会带来无法因和平之名而变得无害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