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苏联扩张
杜鲁门遏制苏联扩张并非被提出为一项单独的决定，而是一种随着冲突扩大而逐渐形成的方针——认识到苏联支配的危险，阻止其进一步扩张，并支持受到压力的国家，同时不让武力成为政策的唯一手段。相关叙述展现了这一方针如何通过私下警告、严格保密的政府报告、公开的援助呼吁，以及后来关于总统如何应对紧急情况和指挥军队的争论逐步成形。
从外交希望到判断转变
这一转变始于人们对如何解读苏联行为意见不一之时。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逝世后，埃夫里尔·哈里曼警告哈里·S·杜鲁门，苏联控制波兰和罗马尼亚意味着的不只是影响两国外交政策，还可能带来秘密警察和言论自由的丧失。哈里曼认为美国政策需要重新审视，但也相信，只要双方都作出让步，仍有可能与苏联维持可行的关系。杜鲁门承认，与约瑟夫·斯大林实现完全合作并不现实，并表示只要达成的共识远不及完全一致，他也会感到满意。然而，在波兰问题上，他警告说，如果不遵守雅尔塔谅解，美国参议院可能会否决美国加入联合国。他的立场既包含谈判意愿，也试图让对方明白苏联不履行承诺将带来的国内政治后果。
与这一新兴方针相关的首份重要分析，是乔治·凯南从莫斯科发出的八千字电报，后来被称为乔治·凯南的“长电报”。凯南认为，苏联政权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及其政治观念，意味着苏联长期而言不太可能与美国和平共处。他还主张，苏联政权会对武力逻辑作出反应，面对实力时往往会退让。这份电报在关注外交和军事事务的官员中广泛传阅，杜鲁门也读过。但相关叙述提醒，不应把它视为立刻改变局势的转折点——哈里曼此前已向杜鲁门提出过类似论点，而这份电报似乎并未立即、决定性地改变他的政策。
从形势判断到政策论证
《美国与苏联的关系》报告汇集了更全面的论据。克拉克·克利福德仍负责此事，但研究和撰写工作主要由乔治·埃尔西完成，依据的是对行政部门各处官员的访谈和报告。报告近十万字，汇集了通过多种渠道传达给杜鲁门的担忧，并将苏联的行为描述为对美国利益的广泛挑战。报告指出，苏联支配着芬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警告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主义影响力正在扩大；并称苏联支持中国的共产主义力量，同时反对在没有亲苏政府的情况下实现朝鲜半岛统一。
报告的战略结论将威慑与积极支持其他国家联系起来。报告认为，美国需要拥有足够的军事实力来限制苏联的影响力，而做好备战，包括准备应对原子战和生物战，本身就可能威慑侵略。同时，报告敦促美国援助受到苏联威胁的民主国家。杜鲁门花了大半夜阅读这份完成稿。他担心报告可能妨碍东西方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于是下令将十份副本中的九份锁好保管。这一事件体现了政策上的张力——官员可以主张采取强硬判断并加强防御姿态，而总统则仍警惕公开那些可能压缩谈判空间的言辞。
公开承诺与经济援助
到1947年，问题已不再局限于官员私下如何理解苏联意图。援助希腊的迫切需要，加上对土耳其的担忧，促使杜鲁门召集国会领导人会面。乔治·C·马歇尔警告说，苏联的支配可能扩展至欧洲、中东和亚洲，并将选择描述为要么积极行动，要么坐失良机、默认退让。迪安·艾奇逊力主以更紧迫的方式陈述问题；阿瑟·范登堡则表示，国会是否支持将取决于杜鲁门能否有力地阐明理由。杜鲁门后来着重强调马歇尔的论点，赞同美国面临着行动或默认退让的选择。
杜鲁门在向国会发表的演说中，描述了两种相互竞争的政治制度——一种以多数人统治、选举、个人自由和免受政治压迫为基础；另一种则由少数人通过恐怖手段、控制媒体、操纵选举和压制个人自由强加于人。他主张，美国应援助抵抗奴役的人们，并以经济和财政援助作为主要手段，帮助他们维持稳定有序的政治生活。希腊和土耳其是当务之急，但演说将对两国的援助表述为支持自由人民这一更广泛承诺的一部分。演说的力量在于，它将一项具体援助请求与自由政府和强制统治之间的普遍区别联系起来。
这番呼吁提出之际，美国正处于繁荣时期。产量和收入不断上升，消费品重新摆上商店货架，超过四百万名退伍军人依据《退伍军人权利法案》进入大学就读。这种对比使演说中对危机的描述格外醒目——美国并非因国内眼前的匮乏而被要求采取行动，而是在享有相对经济安全的同时，承担海外责任。因此，遏制政策不仅需要评估苏联的实力，也需要向公众说明，为何美国应将资源投入国境之外。
限度、权力与战争的实施
这一方针也必须在政治和宪法限制内实施。朝鲜紧急事态期间，埃夫里尔·哈里曼敦促杜鲁门趁公众支持仍然强烈时，寻求国会通过战争决议。迪安·艾奇逊则主张，总统应依据其宪法赋予的三军统帅权力行事，并警告说，争取批准的过程可能妨碍应对。杜鲁门采纳了艾奇逊的意见，解释说此时诉诸国会可能会令未来的总统更难处理紧急事态。哈里曼后来认为这一选择是错误的，但也认识到杜鲁门在意先例对总统权力的影响。
文官对军事政策的控制是另一条相关界限。杜鲁门此前曾捍卫文官对战争事务的权威，并警告说，将军和海军上将对工业和农业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可能塑造战后的国家政治和经济结构。在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冲突中，杜鲁门将这位将军自行发表外交政策声明视为蔑视总统和联合国指令，而不只是军事战术上的意见分歧。这场对峙揭示了更广泛战略中不可或缺的一条界限——在杜鲁门看来，遏制苏联扩张并不意味着军事指挥官可以自行制定国家政策。备战和抵制扩张，始终必须以总统承担责任和文官负责指导为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