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弗·贝尔案将贝尔法斯特口述史计划中有争议的证词带入刑事法庭，一份遗失的身份表格以及对一段录音访谈的相互对立解读，成为案件核心。检方指称，贝尔曾参与谋杀琼·麦康维尔。争议不仅在于访谈说了什么，也在于能否证明访谈中被称为“Z”的人就是贝尔。因此，此案使档案关于保密的承诺、身份记录的处理方式以及口述史的局限，都成为围绕责任归属展开的法律争论的一部分。

背景与政治环境

检方宣布打算起诉贝尔之际，关于应如何铭记这场冲突、以及谁能安全地谈论冲突，争议仍在持续。和平进程并未促成对过去的正式清算，而杰瑞·亚当斯继续否认自己曾属于爱尔兰共和军。书中将这些否认描述为加深了披露相关信息的不确定性——如果一位知名政治人物不愿承认自己的过往，其他前武装人员便有理由怀疑，公开发言是否安全。新芬党领导人也继续维持一套严谨一致的共和派历史叙述，而贝尔昔日的战友等批评者则可能被斥为和平进程的反对者。

贝尔法斯特口述史计划旨在收集那些原本可能永远无人谈及的经历。埃德·莫洛尼提议由保存贝尔法斯特计划档案的波士顿学院采访前武装人员，并将访谈封存，直至受访者去世。由于学术访谈者或许无法赢得那些担心遭到起诉、并害怕背负告密污名者的信任，前爱尔兰共和军成员安东尼·麦金太尔负责采访共和派受访者。从2001年起，他分多次访谈受访者，有时与一名受访者相处十小时或更久。录音和访谈稿被送往波士顿学院伯恩斯图书馆；相关材料中，受访者姓名被字母代号取代，而另行保存的合同和表格则将代号与真实身份对应起来。

贝尔曾是该计划试图保存的历史中的重要参与者。他与亚当斯曾在贝尔法斯特旅密切合作，也曾一同在朗凯什监狱营地服刑。贝尔支持武装斗争，曾作为爱尔兰共和军代表前往利比亚获取武器，并升任参谋长。他们的关系后来因运动的选举路线而破裂。贝尔及其盟友密谋反对亚当斯；贝尔因叛变罪名受到军事审判，被判有罪，但免于可能的死刑。他退出了这一运动，此后拒绝向记者谈论自己的爱尔兰共和军经历。与麦金太尔的贝尔法斯特口述史计划访谈，是他唯一同意讲述这段经历的场合。

指控与代号访谈

检方宣布起诉时，贝尔已近八十岁，身体虚弱。检方最初表示，将以协助和教唆谋杀麦康维尔的罪名审判他。后来，指控改为教唆谋杀。庭审中，检方提及一位在贝尔法斯特口述史计划中只以“Z”之名出现的受访者，并主张此人承认参与了杀人。贝尔的辩护方不承认档案足以证明他就是“Z”。他的律师还主张，贝尔在1972年麦康维尔遭绑架的那段时间并不在贝尔法斯特，并表示可以提出不在场证明。

身份争议源于档案记录方式。麦金太尔没有将受访者的真实姓名附在录音或访谈稿上；身份识别表格另行存放，并由人亲手交给波士顿学院伯恩斯图书馆的鲍勃·奥尼尔。保存贝尔法斯特计划档案的波士顿学院遗失了其中一些表格，包括“Z”的表格。因此，检方无法出示任何留存文件，直接将该代号与贝尔联系起来。麦金太尔和莫洛尼知道“Z”的身份，但表示不会配合法庭。遗失的记录使原本旨在保护受访者的保障措施，变成了严重的证据弱点——检方需要证明的身份，无法通过该计划留存的文件得到证实。

相互对立的解读与证据局限

检方提议传唤一名法证语音专家，将录音中的声音与贝尔的声音进行比对。该分析人员最终作证称，“Z”很可能就是贝尔。依照叙述，访谈中所含的个人经历细节也支持这一身份认定——说话者的经历包括1972年陪同亚当斯参加和谈、担任爱尔兰共和军驻利比亚代表、升任参谋长，之后因叛变罪名受到军事审判。麦金太尔熟稔而友好的访谈方式也带来一种可能的复杂情况——他有时会直呼受访者的名字，因此录音本身或许就含有贝尔的名字。

身份问题并未解决访谈究竟能证明什么、尤其是能否证明贝尔参与谋杀麦康维尔的问题。贝尔的律师主张，“Z”明确否认参与其中。聆听过访谈的一名北爱尔兰警察服务局侦探则作出不同解读，称“Z”承认自己在协助、教唆、劝诱和促成谋杀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这是对一段录音的两种对立解读，并非确立贝尔有罪的判决。这一区别至关重要，因为档案可能包含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证词，却仍未解决这些证词能证明某一名被告做了什么，以及法庭能否安全地将其视为证据。

更广泛的法律背景进一步凸显了这一区别。布伦丹·休斯和多洛丝·普赖斯都曾坚持声称，是亚当斯下令谋杀麦康维尔，但检方认为针对亚当斯的证据只是未经佐证的指控，不足以支持成功起诉。书中作出了一项令人不安的对照——牵涉访谈说话者本人的访谈，或许可以用于司法程序；而牵涉他人的访谈，却未必能提供足够佐证来起诉那个人。这一对照将贝尔案置于围绕沉默、证据和责任展开的更广泛斗争中，同时并未将相互对立的指控本身说成既定事实。

诉讼程序及未决结局

贝尔案没有让麦康维尔一家等到一场完整审判。迈克尔和他的兄弟姐妹出席了听证会，静静坐在公众旁听席上，作为道义上的见证者，见证这一或许终于能审视杀人案的程序。在2016年12月的一次听证会上，贝尔的律师表示，血管性痴呆使贝尔无法适当跟上诉讼程序，因此不可能对他进行公正审判。政府则要求查阅他的医疗记录，并安排自己的专家对他进行检查。这一事件使审判的可能性愈发渺茫；它并未解决对访谈的争议，也未确立刑事责任。

麦康维尔子女出席听证会，使诉讼程序超越了围绕“Z”的技术性争论，增添了人性与历史层面的意义。他们的出席，将一个家庭长期以来对正义的诉求，与一宗案件联系起来；案件的核心档案原是在保密承诺下编成，后来却受到法律审查。依照书中对冲突后记忆的叙述，此次起诉表明，过去会通过不完整的记录和有争议的证词重新浮现，而法律结果仍比促使人们寻求证据的历史问题更为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