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格赛德之战是1969年德里暴力骚乱的爆发，这场骚乱助长了社区冲突并将其带入贝尔法斯特街头。最初围绕一年一度的纪念游行发生的事件，逐渐演变成更大范围的对抗——住宅遭到袭击，居民筑起路障，天主教徒社区首当其冲地承受了警方的执法行动。这一连串事件表明，在政治排斥和相互猜疑日益加深的背景下，地方冲突如何能在起始地点之外引发暴力。

背景与直接环境

北爱尔兰的分裂受到爱尔兰分治以及政治和经济权力不平等的影响。天主教徒在北爱尔兰占少数，在住房、就业和政治影响力方面面临歧视；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权力下放政府斯托蒙特从未有过天主教徒担任行政职务。许多人离开该地区寻找工作。这些不平等构成了这场冲突的更广阔背景，因此冲突并非只是围绕一次游行或某一天的骚乱而起。

在德里，德里学徒男孩会每年举行游行，纪念1688年那些关闭城门、抵御詹姆斯国王天主教军队的新教青年。游行者按照传统在城墙上结束庆祝活动，把硬币扔向下方天主教徒聚居的博格赛德区的路面和房屋。1969年，这种挑衅不再无人回应。暴力骚乱爆发并席卷全城；这一事件后来被称为博格赛德之战。

暴力爆发之前，活动人士仍曾寄望于和平抗议。1969年1月1日，学生从贝尔法斯特出发，向德里行进，抗议制度性歧视。有些人相信，非暴力行动或许能像其他地方的抗议运动那样揭露不公并带来改变。这种希望与日益加深的社区猜疑和遭受袭击的危险并存。德里的暴力爆发表明，和平实现政治变革的前景已变得何其脆弱。

从德里到贝尔法斯特

冲突消息传到了贝尔法斯特，骚乱随后蔓延至天主教徒社区。新教青年砸碎窗户并纵火焚烧住宅；天主教徒则用石块、瓶子和莫洛托夫鸡尾酒还击。暴力在两座城市之间蔓延，使这一事件不再只是地方冲突。在贝尔法斯特，居民切身经历了街头危机，袭击和防御迅速改变了熟悉的社区面貌。

皇家阿尔斯特警察队和“Ｂ特种警察队”作出应对，但天主教徒抱怨，忠诚派犯罪时警方袖手旁观。他们对警方应对方式的描述加深了已有的不信任——负责维护秩序的力量并未让人感到会平等地保护所有人。因此，这场冲突不仅涉及街头对立的群体，也涉及一场深刻争论——当局会保护谁的安全，又会承认谁的不满。

暴力持续期间，人们劫持校车和面包车，将车侧翻，用来堵塞街道。这些临时筑起的路障把普通车辆变成了天主教徒聚居区周围的防御工事。年轻居民撬起路面石块，用来加固屏障或投掷警察。日常生活中的物品和街道本身，都成了紧急抵御袭击、守住社区空间的一部分。

冲突升级与街头防御

皇家阿尔斯特警察队派出被称为“猪”的矮型装甲车，驶过狭窄街道。车辆行进时，炮塔来回转动；石块砸向车身，汽油弹则在钢制引擎盖上炸开，燃起蓝色火焰。这些装甲车驶过住宅街道的景象，体现了冲突规模的变化——骚乱不再只是游行期间的一场冲突，而是居民、警察以及临时武器和路障共同卷入的持续对抗。

暴力还带来了混乱而惊险的场面。两个孩子开走了一辆遗留在建筑工地的推土机，在同伴的欢呼声中沿着西贝尔法斯特的一条街道行驶。他们失去控制，撞上电线杆；随后有人扔出一枚汽油弹，推土机顿时起火。这一事件将兴奋与危险交织在一起——一台短暂被开来玩耍的机器，最终成了另一个被暴力吞噬的物件。

路障、装甲车和燃烧的推土机，展现了同一场冲突升级的不同侧面。居民试图保护他们认为警方不会保护的街道；警方则乘装甲车进入这些街道；甚至一场临时起意的逞勇之举，也以烈焰收场。这些事件都与根本的政治危机密不可分。它们清楚地展现了恐惧、自卫和报复如何迅速把社区变成争夺之地。

后果与历史意义

博格赛德之战是北爱尔兰冲突初期升级的一部分。冲突并非始于这一个事件，德里的暴力本身也不足以解释此前的不平等和不信任。但这一事件让这些问题的后果立刻显现于公众面前——德里的骚乱之后，贝尔法斯特发生袭击，而警方行为引发的争议又加深了天主教徒的不满。这一事件的发展过程表明，地方冲突如何沿着既有的社区分歧蔓延，并改变人们看待和平抗议、公共权力和自身安全的方式。

本书还将1969年的暴力转折与后来人们的选择联系起来，但并未把这些选择归结为单一原因。多洛丝·普赖斯曾投身和平抵抗，但民权游行期间及其后发生的暴力经历改变了她的看法；1971年，她加入爱尔兰共和军，并称这一决定是回归家族的共和主义信念。她此后的经历，将博格赛德之战置于一个更广阔的时期之中——政治机会、镇压和个人经历共同促使人们从抗议转向武装行动。这场战役的意义，既在于街头暴力立即蔓延，也在于它构成了一个转折点的一部分；此后，一些参与者认为，和平行动已不再那么有能力带来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