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雷拉

费雷拉是葡萄牙黑船船长，负责指挥当年最具影响力的葡萄牙贸易航行，并积极维护自身权威。他的决策受到船只所涉巨额商业利益、对约翰·布莱克索恩的敌意，以及他坚信军事实力赋予自己行动权的观念所左右，即使教会人士表示反对也不例外。他不仅是葡萄牙利益的守护者，也体现了商业利益、宗教敌意和个人野心相互强化的形象。

身份与地位

费雷拉被描述为葡萄牙贵族，并担任当年葡萄牙黑船的总司令。他三十多岁，身形瘦削，但故事将他描绘成一位令人敬畏且沉着自若的人物。他的举止流露出他认为职务赋予自己的地位——他说话时像一位习惯于自行决断的指挥官，而非等待随行神父许可的代理人。

他的职位将军事指挥权与商业责任结合起来。作为总司令，他声称自己在相关海域拥有副王级权力，并宣称可以自行决定除掉约翰·布莱克索恩、虎永或任何他视为敌人的人。这番宣称不只是虚张声势、强调身份；它表明他多么轻易地将职权变成个人行事的许可。与此同时，他的指挥权也依赖一项贸易航行，而他认为其时程和成功至关重要。

葡萄牙黑船与商业利益

费雷拉坚持必须立即返回澳门，为葡萄牙黑船做准备。船上已装载二月广州博览会购得的货物，其中丝绸价值一百万杜卡特金币；他预计船上至少会载有十万盎司中国黄金。他强调，这项航行已经耗尽澳门、马六甲和果阿可用的现金，也动用了澳门商人和城市领袖借来的资金，而且他本人同样投入了钱财。

这些数字解释了他为何一再坚持船只必须准时出航。他计划从澳门前往长崎，再于十一月随季风南下，驶向果阿，最终返乡。他想象返航船队将成为历史上载宝最丰的船队，因此任何延误或危险都不仅会威胁行程安排，也会危及一大笔集中投入的资本。他发誓不惜付出惨重代价也要让航程按计划进行，这显露出他优先事项的极端——航行成功高于沿途受其影响的地点和人们的安危。

对约翰·布莱克索恩的敌意

费雷拉反对约翰·布莱克索恩，既出于政治原因，也出于宗教原因。他视这名英国人为葡萄牙国王的敌人，并称他是海盗和异端。他尤其恼怒瓦斯科·罗德里格斯没有在风暴中制造意外，还把罗德里格斯感谢约翰·布莱克索恩救命一事，视为英国人以欺诈手段赢得其信任的证据。他也怀疑另一次针对约翰·布莱克索恩的行动是由一位日本领袖下令的；尽管他不知道是谁安排了行动，但对其失败感到愤怒。

因此，费雷拉认为除掉约翰·布莱克索恩是他可以安排的事，而不是一个应由教会或日本当局裁定的问题。亚历山德罗·德尔阿夸告诉他，不得干涉约翰·布莱克索恩或虎永。费雷拉在别处的回应清楚表明，这一指示与他自己的指挥观念有多么尖锐的冲突——他坚持认为，除掉敌人的决定权属于自己。这场冲突揭示了谁有权指挥葡萄牙人行动的争夺，而不只是两人之间的私人争执。

威胁与指挥权之争

虎永的船只进入射程后，费雷拉宣布打算将其击沉。他将此事说成一项军事决断，辩称葡萄牙人已卷入日本的冲突，而自己的船也面临危险。他询问首席炮手目标是否在射程之内，使威胁成为一项实际的作战问题，而非停留在言辞层面。

神父们反对发动攻击，但费雷拉拒绝接受他们的克制。他命令船员做好击退攻击的准备，并表示，如果驶近的船只未经允许进入五十码以内，无论神父们怎么说，都要向其开火。这一幕具体呈现了他此前与亚历山德罗·德尔阿夸的争执——费雷拉认为，眼前的指挥权和感知到的危险足以构成理由，使他能够无视教会方面的反对。现有叙述证实了他下达命令并因此引发冲突，但并未证实威胁中的炮击最终实施或产生了什么结果。

交易与野心

费雷拉的行为并非只受军事紧迫性支配。有人请他以教会名义提供帮助时，他同意协助一名男子脱离困境，但条件是获得次年葡萄牙黑船总司令的职位，无论当前航行是否成功。他表面上郑重提出要求，但这项安排本身却把宗教诉求变成了谋求未来地位的机会。

随后他又提出最后一个条件——他要那个异端。鉴于他先前一心要对付约翰·布莱克索恩，这项要求将他的交易与针对这名英国领航员的行动联系起来。这一幕进一步凸显了构成其人物的矛盾。他愿意在代价有利于自身野心时合作，却不放弃敌意，也不放弃自己认为应当除掉约翰·布莱克索恩的立场。费雷拉在叙事中的作用，是让这些利益在众人面前发生冲突——葡萄牙黑船的商业时程、军事权威、神父对暴力行为的限制，以及一名对手的命运，都成为同一场争斗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