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莉·伯克哈特

花月杀手:奥塞奇族谋杀案与FBI的诞生

莫莉·伯克哈特是一名奥塞奇族女性、母亲和头权持有人,她家族的财富使她成为后来被调查为奥塞奇族石油权益谋杀阴谋的一系列谋杀案的核心目标。这场阴谋的力量源自继承——随着她的家人相继死亡,他们的头权逐渐流向莫莉,而她的丈夫欧内斯特·伯克哈特则受叔叔威廉·K·黑尔控制。莫莉在身边的一系列杀戮以及一次明显的下毒企图中幸存下来,但危险令她的婚姻破裂,并迫使她陷入孤立,之后她才重新建立起远离黑尔势力范围的生活。

身份与家庭生活

1921年,莫莉34岁,住在美国俄克拉何马州灰马聚落。她登记在奥塞奇名册上,这不仅代表部落成员身份,也使她拥有一份由奥塞奇土地上的石油租约和特许权使用费所产生的财富。随着石油产量扩大,原本每季度只有几美元的款项逐渐增至数百美元,继而达到数千美元。莫莉在家族旧居附近建了一栋宽敞的木屋,拥有几辆汽车,也雇了仆人,但书中将她与那些挥霍更甚的邻居区分开来。她的物质保障存在于一种制度之中——奥塞奇族的财富吸引外来者觊觎,而且所有者并不能随心所欲地管理这些财富。

即使保留地城镇在她周围发生变化,莫莉仍与奥塞奇族的生活方式保持紧密联系。1921年5月21日,她在天将破晓时起床,这是她父亲每天清晨向太阳祈祷时养成的习惯。她将一条印第安毯披在肩上,让乌黑的长发垂在背后;这与那些拒绝穿奥塞奇族服饰或改梳飞来波式发型的朋友不同。她的家人也兼奉奥塞奇族信仰和天主教信仰。她与欧内斯特的婚姻需要应对彼此冲突的期望——欧内斯特那些粗野的工友嘲笑他娶了一位奥塞奇族女性,而莫莉觉得自己有责任像父母那样履行一桩奥塞奇族包办婚姻。1917年,两人交换戒指,彼此立誓相守。

到1921年,莫莉和欧内斯特有两个年幼的孩子——两岁的伊丽莎白和八个月大的儿子詹姆斯,绰号牛仔。莫莉还照料年迈的母亲莉齐;莫莉的父亲去世后,莉齐便搬进了这所房子。莉齐曾担心莫莉的糖尿病会让她英年早逝,还嘱咐其他子女照顾她。实际上,照料整个家庭的是莫莉。牛仔耳朵疼时,她就朝他耳朵里吹气,直到他不再哭;她也打理家务,指挥仆人。即使家人的安全保障崩塌,这些日常照料仍在继续。

亲人离世与家族继承

莫莉的三个姐妹之一安娜·布朗于1921年5月失踪。安娜有时会外出酗酒、跳舞,但她已经离开三天,比平时更久,也没有回到莫莉家的门廊。莫莉是最后见过她的人之一。5月21日,莫莉曾请欧内斯特去叫安娜,因为莉齐病了,需要人帮忙。安娜乘出租车赶来,穿着红鞋,披着一条相配的印第安毯,手里拿着一个鳄鱼皮手包。她的头发被风吹乱,说话含糊,步伐不稳——她喝醉了。三天后,莫莉开始担心发生了什么事。

另一位姐妹明妮在将近三年前去世,年仅27岁。医生将死因归于一种消耗性疾病,但莫莉对此表示怀疑,因为明妮原本很健康。安娜的尸体在一条溪流里被发现后,莫莉与欧内斯特、姐妹丽塔·史密斯及丽塔的丈夫威廉·史密斯一同前往,参加那场沉重的辨认过程。安娜的脸损毁严重,姐妹俩只能凭她的衣服和莫莉替她洗过的毯子辨认。威廉·史密斯用棍子撬开她的嘴,家人通过她的金牙填充物认出了安娜。丽塔哭了;平日里总是沉着冷静的莫莉默默确认身份,随后与欧内斯特离开。尸体被发现后,她私下的恐惧变成了整个家族的灾难。

亨利·罗恩遇害后,危险又增添了一层与莫莉个人相关的意义。1902年,莫莉15岁时曾嫁给罗恩,那是在她认识欧内斯特十多年之前。关于这段婚姻的记载所剩无几;这桩婚姻很可能是包办的,而且由于遵循奥塞奇族习俗,两人无需办理法律离婚便可以分开。他们各自生活,似乎并无怨怼。尽管如此,罗恩之死还是将新一轮暴力与莫莉生命中一段短暂的旧日亲密关系联系起来。

遗嘱认证记录中浮现的模式使莫莉的处境格外危险。离过婚且没有子女的安娜将几乎全部财产留给了莉齐。莉齐把自己大部分头权留给尚在世的女儿莫莉和丽塔。之后,丽塔和威廉·史密斯在住宅爆炸案中丧生。他们的遗嘱规定,若两人同时死亡,丽塔的大部分头权将转归莫莉;然而,威廉·史密斯比丽塔多活了几天,于是在其后将大部分财产转给自己的一位亲属之前,先继承了丽塔的大部分财产。尽管如此,T.B.怀特认定,家族的大部分头权最终都被转到莫莉名下,而她的财富由欧内斯特掌控。继承脉络表明,莫莉既是家族财富预定的最终归属者,也是黑尔通过侄子染指这笔财富的途径。

孤立与下毒企图

一系列杀戮及其后果逐渐逼近莫莉。黑尔的牧场遭大火席卷,牲畜被烧死时,就连势力强大的黑尔似乎也容易受到伤害。但莫莉自己的应对方式是退缩——她关上房屋的门窗,不再招待客人,也不再去教堂。有人低声议论,说她害怕自己会发疯,或者已经在压力下精神失常。她的糖尿病似乎恶化了,一封寄给印第安事务局的信称她健康状况日渐衰弱,恐怕活不了多久。她被恐惧和疾病压垮,把第三个孩子安娜交给一位亲属抚养。

关于这段时期的莫莉,档案记载寥寥无几。档案没有说明调查局特工到来时她怎么想,也没有记载她如何理解肖恩兄弟反复上门、为她注射据称是胰岛素的药物。可是,1925年末,莫莉秘密给当地牧师送信,称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不久,另一则报告送到了印第安事务局特工手中——她并非死于糖尿病,而是正在遭人下毒。肖恩兄弟否认有不当行为,调查人员也无法证实是谁给她下了毒。莫莉的病情好转后,当局对她进行了询问。她惊恐而困惑,有时需要口译员协助理解英语。一名律师告诉她,欧内斯特承认知道一些与谋杀案有关的事情,而黑尔显然策划了这些案件,包括丽塔住宅爆炸案。这些消息把阴谋带进了莫莉的婚姻之中——欧内斯特不只是因家族的接连丧亲而与她关系密切;在安慰她、陪她寻找凶手时,他早已知道真相。

分居与恢复行为能力

凯尔西·莫里森因谋杀安娜被定罪后,莫莉再也无法正视欧内斯特。她很快与他离婚,一听到他的名字便惊恐地退缩。这段婚姻的终结,与1917年开始的关系截然断裂;当时,尽管受到遵从奥塞奇族包办婚姻的压力,她还是选择了爱情。这种背叛不仅发生在婚姻之中——欧内斯特明知暴力的元凶就在家人身边,而莫莉却信任他,把他当作自己的丈夫。

随着黑尔令人窒息的影响消失,莫莉开始重新与人交往,也重新去教堂。后来,她爱上了约翰·科布;他有一半白人血统,一半克里克族血统。亲属称他们的爱情真挚,两人于1928年结婚。法院裁决又带来了进一步的改变。莫莉和奥塞奇族人曾反抗腐败的监护制度;在这一制度下,政府指定的监护人控制奥塞奇族的财产。1931年4月21日,法院撤销了宣告她不具行为能力的命令,恢复了她的行为能力。44岁的她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自己的钱财,也被承认为完全具备公民权利的美国公民。这项裁决在法律上确立了一项长期遭到剥夺的身份变化——莫莉不再是一个财产可以由他人代为管理的受监护人。

记忆与意义

在莫莉的一生中,亲密关系中的丧失与谋杀案背后更广泛的运作机制交织在一起。在T.B.怀特的重构中,安娜之死、莉齐、丽塔和威廉·史密斯之死所呈现的继承脉络,以及针对莫莉的下毒企图,并非彼此孤立的悲剧;这些事件共同表明,头权如何通过家族继承集中起来,并被那些控制继承人事务的人加以利用。然而,现有证据无法确定是谁给莫莉下了毒,而这种不确定性至关重要——幸存下来,并不意味着针对她的每一项罪行都能被确凿归责或起诉。

书中后来对奥塞奇族记忆的记述,将莫莉与那些照片和故事仍留存在社区中的家族成员联系起来。在奥塞奇民族博物馆,一张照片展示了她与姐妹们愉快地坐在一起;附近的照片则让人想起其他受害者。凯瑟琳·雷德·科恩形容,谈起奥塞奇恐怖统治时期时的痛苦,是一种延续了几代人的悲伤。因此,莫莉的故事并未在她恢复法律行为能力或再婚之时结束。她的幸存与一段亲人因继承财富而遭杀害的历史形成鲜明对照,而博物馆保存的家族合影,则让人们始终看见那些被继承计算掩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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