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登战役（1513年英军获胜）

文中将1513年爆发的弗洛登战役叙述为一场在亨利八世远赴法兰西王国作战期间，为保卫王室与教会冲突引发全国危机的英格兰而赢得的胜利。苏格兰的入侵使凯瑟琳·阿拉贡与托马斯·霍华德不得不在国内组织应对。他们成功的战略、詹姆斯四世之死，以及将他的血染战袍送给亨利，使这场战役既成为军事上的胜利，也成为公开彰显凯瑟琳作为王后与摄政者权威的时刻。

危机缘由与国内局势

亨利八世的舰队刚刚启航，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四世便发起了入侵。尽管詹姆斯与亨利的妹妹玛格丽特·都铎结为夫妻，并以此缔结了神圣而永久的和平，攻击仍然发生。于是，当国王和军队正在海峡对岸作战时，王室与教会冲突引发全国危机的英格兰骤然面临威胁。叙述者强调了当时的力量悬殊——英格兰军队远在法兰西王国，亨利身在国外，而王国仍须设法自卫。

萨里伯爵托马斯·霍华德是留在英格兰的高级指挥官，也是唯一能够领导这场战役的人。他已年届七十，被描述为一位经验丰富的军人；与此同时，凯瑟琳怀有身孕。他们共同承担起国防重任，由一位年长的指挥官和一位行动能力并未因怀孕而受限的王后携手应对。文中没有把这次入侵写成抽象的边境争端，而是将其呈现为一场直接考验——没有国王坐镇，王室与教会冲突引发全国危机的英格兰能否保护自己。

筹划防卫

防卫准备工作在里士满宫的觐见厅展开。原本用于音乐和宫廷礼仪的厅堂里，取而代之的是英格兰与苏格兰地图、征召名单，以及记录哪些地主须为北方战役提供佃户的文书。王后的侍女们也检查了各自家中的男性，并报告边境城堡的状况。这些细节表明，防卫工作远不止调动军队——宫廷也成了汇集情报和组织资源的中心。

凯瑟琳与霍华德共同筹划兵力。他们的战略是让霍华德在北方进攻苏格兰人，而凯瑟琳则在中部地区统率第二道防线，以备霍华德战败时应对。叙述者将凯瑟琳对军事局势的理解，与她早年在曾为保卫王国而战的父母身边成长的经历联系起来。她并非只是以自己的名义为霍华德的指挥增添声望。她参与决策，理解战场上的危险与军队部署，也做好了北方战事失利时继续保卫王国的准备。

尽管怀有身孕，凯瑟琳随后仍骑马出发，向军队发表讲话。她身着金织锦衣，骑着一匹白马；此举既是公开亮相，也让她亲自承担风险。她在演说中称赞英格兰人，表示这个民族比其他任何民族都更善于作战。在叙述者看来，那个曾在亚瑟王子与凯瑟琳生活过的卢德洛城堡显得思乡而脆弱的女子，如今已成为一位征战中的王后——她的权威不仅来自职位，也来自她愿意站到士兵面前，并承担保卫王国的责任。

胜利及其象征

计划取得了成功。霍华德把詹姆斯四世的血染战袍送给凯瑟琳；詹姆斯四世已在战役中丧命。他的死不仅带来军事后果，也影响了王朝继承——玛格丽特·都铎成了寡居王后，身边还有一个仅十七个月大的孩子。叙述者以宽广的笔调描写这场胜利，甚至设想苏格兰已向英格兰敞开大门；这是胜利时刻的豪迈说法，并不能证明英格兰实际上占领了苏格兰。

凯瑟琳兴高采烈。她跳舞、唱起西班牙战歌，随后要求取来詹姆斯的首级。身边的人劝她，君主不应如此行事。于是，叙述将胜利之初的激昂，与人们对王后应有的克制并置——凯瑟琳喜悦之情强烈，但她的公开举止被引导为更易为人接受的权力展示。她没有送去国王的首级，而是把詹姆斯的血染战袍和撕裂的旗帜送到法兰西王国的亨利那里。这些物件将胜利的凭证送到不在国内的君主手中，也将凯瑟琳呈现为在他缺席时守护其王国的人。

宫廷将她颂为女英雄，赞扬她守住王国之余还怀抱着孩子。然而，这场胜利并未让整个事件以毫无阴影的庆祝告终。那天晚上，凯瑟琳病倒，叙述由胜利转向围绕她的妊娠出现的新危机。这一转折凸显了她双重身份所带来的代价——王后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同时，也面临怀孕的危险。

公共记忆与叙事意义

在书中，这场战役的意义在于国王缺席与凯瑟琳公开展现指挥权之间的对比。亨利在法兰西王国作战，留下了权力真空；凯瑟琳与霍华德通过筹划、动员，以及王后亲自出现在军队面前，填补了这一空缺。弗洛登战役因此改变了叙述者对凯瑟琳的理解——人们记忆中的那个来自卢德洛的少女，被一位政治领袖取代；她的决策帮助保住了王国，而她的胜利则以旗帜和国王战袍的形式送到了远在国外的君主手中。

后来的场景展现了民众对凯瑟琳、她的女儿和白玫瑰持续怀有的拥护，但并未将这种拥护说成是对弗洛登战役的直接纪念。1536年，玛格丽特·波尔前往彼得伯勒时，当地居民为已故王后、公主和白玫瑰祝福；有些人也为玛格丽特及其家族祝福。将这一幕与凯瑟琳在战时领导防卫的叙述并读，可以看出她的公众形象影响范围已超出宫廷。弗洛登战役成为叙事中最清楚展现她如何凭借行动赢得这一形象的场景——她帮助保卫王国，宣布胜利，并将胜利的实物凭证送给亨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