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31年夏，阿拉贡的凯瑟琳被命令离开格林威治宫，这道王室命令使她与女儿及其友人兼侍从玛格丽特·波尔分离。命令的直接影响体现在具体安排上——阿拉贡的凯瑟琳必须立即前往凯瑟琳居住的莫尔宅邸，而玛丽公主和玛格丽特·波尔则被明确禁止随行。这道命令使国王的婚姻冲突成为日常生活中切实可见的分离，也暴露出服从亨利八世与忠于王后和公主之间的紧张关系。

背景——婚姻与继承

这次迁离发生时，亨利八世正试图结束与阿拉贡的凯瑟琳的婚姻，而王位继承问题仍未解决。阿拉贡的凯瑟琳的地位不仅基于她的婚姻，也基于她作为王后和玛丽——国王在世的女儿——之母的身份。因此，玛丽的继承权和身份也牵涉这场争端。十五岁的玛丽已足以理解其中的利害关系，但正如玛格丽特·波尔所观察到的，她无力改变国王的决定。

对男性继承人的期待长期影响着围绕阿拉贡的凯瑟琳形成的氛围。早先一次早产时，玛格丽特·波尔明白，若生下的是男孩，王后在宫廷中的地位便会有所不同——这将反驳那些称她软弱或受诅咒的人，并使国王重新把注意力转向她。女婴夭折并未缓解这种压力。从这一情景可以看出，国王谋求再婚为何不只是私人事务，也可被视为试图掌控王朝的未来。

这种压力也影响了后来对亨利八世将亨利·菲茨罗伊塑造成继承人、同时把玛丽置于一旁的担忧。玛格丽特·波尔的儿子们讨论如何保护阿拉贡的凯瑟琳和玛丽公主时，将国王的举动描述为对这两名女性的威胁。他们提出的应对办法，取决于能否把消息送到身在国外的雷金纳德·波尔手中，并请求教宗裁定亨利八世的主张不成立。因此，阿拉贡的凯瑟琳离开格林威治宫，是更广泛危机的一部分；王后的分离、玛丽的未来与王位继承问题紧密交织在一起。

格林威治宫的命令

阿拉贡的凯瑟琳和随行人员正准备骑马时，命令传来了。她看到王室印玺，便满怀希望地撕开信件；玛格丽特·波尔一度以为国王也许是召她们加入巡行。阿拉贡的凯瑟琳读信时，神情变了。她只说消息不好，随后把信递给玛格丽特·波尔，一言不发地从马厩院子走进宫殿。

这封信是由国王的一名秘书发出的简短命令。阿拉贡的凯瑟琳必须收拾行装，立即离开格林威治宫，前往已故枢机主教的一处宅邸凯瑟琳居住的莫尔宅邸。命令明确规定，玛丽公主和玛格丽特·波尔不得随她前往。她们应改去里士满宫，亨利八世巡行经过时会去探望她们。因此，分离安排十分明确——王后被送走，而她的女儿则被留在别处，置于国王的权力之下。

玛格丽特·波尔并未通过描述正式对峙来记录这一刻，而是着眼于接到命令的人。阿拉贡的凯瑟琳的沉默和她离开马厩院子的举动、玛丽突如其来的悲痛，以及信中的指示，共同呈现了事件在情感和政治层面上的转折。原本期待见到国王的前景，变成了家庭成员被迫分离。

玛丽与玛格丽特——服从与良知

玛丽望着母亲离去，问玛格丽特·波尔自己该怎么办。玛格丽特·波尔回答说，她们必须服从国王，并表示阿拉贡的凯瑟琳也会服从。玛丽立即坚称，母亲绝不会同意离婚。玛格丽特·波尔随即补充说，阿拉贡的凯瑟琳只会在良知所允许的事情上服从亨利八世。这番对话区分了遵从命令与同意国王的目的。王后可以按命令离开格林威治宫，却不接受婚姻应当解除。

对玛丽而言，这道命令使她与母亲分离一事无法与离婚问题分开。玛格丽特·波尔最初的回答无法阻止这场迁离，只能指出服从是当下必须做到的事。玛丽的抗议表明，服从并不能消除信念与忠诚之间的冲突。在这段叙述中，国王发号施令的权力与阿拉贡的凯瑟琳的良知之间的区别，成为理解这次迁离意义的核心。

政治后果与意义

这场分离使家庭危机逐渐转变为政治危机。玛格丽特·波尔的叙述将她置于一个由血缘和婚姻关系相连的金雀花王朝亲族及盟友网络之中；其成员或许将这个网络视为亲族情谊与相互扶持的纽带，但旁人可能会怀疑他们结成了派系。后来，她的儿子们提议协同保护阿拉贡的凯瑟琳和玛丽——杰弗里·波尔将随玛格丽特之子蒙塔古的家眷出行，之后把情报和信件送往国外，其中包括一封请求教宗介入的信，以及一封写给王后的外甥、西班牙国王的信。这只是一个计划，并非叙述中已经实施的行动，但它表明，对待王后和公主的方式可能促使她们的支持者起来反抗。

玛格丽特·波尔最终认为，保护玛丽是自己的职责之一，而且无法将这份责任与对友人阿拉贡的凯瑟琳的忠诚分开。她的儿子们称自己的家族为约克王朝的白玫瑰，并认为他们必须设法让亨利八世回到他们认定的正道。他们的言辞揭示了这些亲族关系所带来的危险——正是这些关系使他们能够共同行动，也可能让他们的家族联盟被说成是反对国王的阴谋。格林威治宫的命令本身并未解决玛丽的身份问题或婚姻争端。相反，它使分裂显露无遗，让玛丽与母亲分隔两地，也迫使她们身边的人决定，服从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与忠诚和良知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