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沃尔西获任教廷特使，使这位枢机主教原本已相当显赫的宫廷影响力转变为非凡的教会权威地位——按照阿拉贡的凯瑟琳的说法，在教会中，除了教宗，没有人地位高于他。玛格丽特·波尔在王室造访她家时听闻此事；这场谈话将他新获的荣誉与宫廷怨怼、国王对宠臣的倚重以及托马斯·沃尔西的外交斡旋联系起来。玛格丽特的叙述也将这一时刻与后来局势的逆转并置——在随后的政治危机中，国王宣称自己拥有对教会的权威，而此前这份权威曾被说成属于教宗之下的教廷特使。

宫廷影响力与消息

玛格丽特与凯瑟琳谈起那些觉得遭到冷落的贵族时，提到了这项任命，因为国王把政务交给枢机主教处理。玛格丽特直截了当地证实了这种抱怨——贵族们确实遭到了冷落。凯瑟琳并未否认。她承认托马斯·沃尔西因效力国王而得到丰厚回报，玛格丽特便问他如今又将得到什么。她的恼意显而易见，不过她轻轻碰了碰凯瑟琳的袖子，使谈话语气缓和下来，并承认自己也认为这位枢机主教管得太宽、所得报酬过高。

凯瑟琳回答时，将他已有赏赐所带来的负担与这项新荣誉区分开来。她说：“宠臣总是代价高昂。”但教廷特使的职位不会让国王花费多少——这项任命来自教宗。两者之间的对比带有鲜明的政治意味。托马斯·沃尔西在宫廷中的影响力有着显而易见的代价；那些被排挤在外的贵族已经对他的权威心怀不满，但这次晋升并不需要国王为之付费。相反，这是一项来自教宗的任命，通过教会职务提升了托马斯·沃尔西的地位。

教廷特使职位及其权势范围

玛格丽特惊讶地回应，问托马斯·沃尔西是否将统管教会。凯瑟琳点头。玛格丽特接着试探他新职位表面上的限度：“除了教宗，就没有人高于他了？”凯瑟琳确认，确实再没有别人。这场谈话通过一个简单的等级次序，清楚展现了这项任命的分量。托马斯·沃尔西不只是有影响力的王室臣仆；按照凯瑟琳的说法，他身居教会领袖之下的最高职位。

这份权威与他的政治工作并行。凯瑟琳称他为和平缔造者，并说他正在谋议英格兰与法兰西王国之间的和平，以及让她的女儿嫁给王太子。玛格丽特以母亲的立场回应——女孩才两岁，这样的联盟还远在将来；在婚事成真之前，英格兰与法兰西王国之间或许就会爆发争端。凯瑟琳承认其中变数难料，但又转而强调这位枢机主教实现目标的能力。她先称他“枢机主教”，随后改口称“教廷特使阁下”，这一敬重的自我更正使新头衔成为场景中的行动一部分——托马斯·沃尔西的地位不再只是两人谈论的话题，也体现在凯瑟琳称呼他的措辞中。

王室造访玛格丽特的宅邸

这场谈话发生在王室成功造访玛格丽特宅邸期间。国王赞赏这所宅邸，外出狩猎，与玛格丽特之子蒙塔古赌博，并与亚瑟王子骑马；凯瑟琳则与玛格丽特在宅邸周围散步。她赞赏正厅、内室和寝室，也称赞珍宝室与档案室。她留意这些房间，表明她看见了玛格丽特管理家宅与地产所投入的心力，其中也包括那些已经归还给她的其他宅邸。按照玛格丽特的说法，宅邸的井然有序本身便是她自豪的源泉——她称管理家宅就是治理自己的王国。

凯瑟琳的赞赏表明，这场关于托马斯·沃尔西的谈话并非对一项教会任命的独立报道。王后与玛格丽特私下交谈，彼此熟稔；玛格丽特碰了碰凯瑟琳的袖子，并对让年幼女儿出嫁的计划表示同情。然而，她们的谈话也呈现出权力在她们周围如何分配——枢机主教的政务使其他贵族受到排挤，他所获的赏赐招致非议，而他的新头衔使他在教会中仅次于教宗。王室造访提供了一个场合，让亲近的情谊与政治考量并存，彼此并未抵消。

教会权威在后来的逆转

与后来国王脱离教会权威的叙述并置后，教廷特使职位的意义愈发鲜明。1532年，玛格丽特之子蒙塔古告诉玛格丽特与玛丽公主，教会已经向国王屈服——在王室与教会冲突引发全国危机的英格兰，教宗将不再受到理会，国王将亲自统治教会。托马斯·莫尔交还了大法官印玺并辞职。这则消息描述了一种新的秩序——国王自居于上帝之下，并将教会置于自己之下，取代了凯瑟琳先前所说仅次于教宗的权威。

到1534年春天，冲突已发展至王室贵族在威斯敏斯特宫接受继承誓言一事；主持宣誓的是托马斯·克伦威尔。玛格丽特回忆说，教宗已公开裁定阿拉贡的凯瑟琳与亨利八世的婚姻有效，而国王则宣称教宗在王室与教会冲突引发全国危机的英格兰没有权威，决定谁是王后与公主的，是国王自己的宣告。托马斯·莫尔拒绝按原样宣誓，表示愿意在誓言改写后签署，却不肯签署违背良知的版本。国王曾向托马斯·莫尔保证不会让他面对这项考验，却违背了承诺。这些后来的事件并不意味着托马斯·沃尔西获任教廷特使导致了国王夺取教会权威；相反，它们揭示了统治权主张发生了多么剧烈的变化。教廷特使身居教宗之下的显赫地位，属于一个教会权威仍能延伸至王室与教会冲突引发全国危机的英格兰的时代。后来王室提出的主张，则试图让国王而非教宗成为决定何者真实、何者具有约束力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