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俘身份
2666战俘身份成为汉斯·赖特战后最初的持续处境——德国军队战败后，他回到德国，于1945年5月向美军士兵投降，随后被关押在安斯巴赫郊外的一座营地。营地提供食物和休养之处，却也将他置于一套冷漠的检查与怀疑体系之中。被拘押期间，他认识了策勒尔；后者态度的变化以及对审讯者的恐惧，使营地成为私人过往可能浮现的场所。
被俘及安斯巴赫郊外的营地
从一次败仗走向另一次败仗后，赖特在森林里藏了两个月，于1945年5月向美军士兵投降，当时他二十五岁。在安斯巴赫郊外的营地里，他多日来第一次洗澡，并发现食物不错。这些眼前的便利与受拘禁的事实并存——他身处一群战俘之中，来访官员正在调查他们的军事背景和战时经历。
战俘分住在由美国黑人士兵建造的营房和大型帐篷里。每隔一天，来访者便严格按照字母顺序检查战俘的证件。起初，男人们在室外的一张桌子旁排队；后来，美国黑人士兵和几名德国人为这一程序设立了一座有三间屋子的营房，队伍便聚集在那里。这种日常安排让营地显得井然有序，但反复进行的检查也使每个战俘的姓名都成了通往一份未知档案的入口。
孤立处境与字母顺序审查
赖特在营地里谁也不认识，也尽量不与任何人来往。第79师以及后来第303师的士兵，有的已经阵亡，有的被俄国人俘虏，还有的开了小差。师里剩下的人正前往皮尔森，赖特则在混乱中与他们失散。因此，他的孤立既是个人处境，也是这支已被战败冲散的部队所造成的结果。
字母顺序审查进行到Q、R、S三个字母时，士兵和平民盘问了赖特。他们询问他曾在罗马尼亚随第79师服役、后来又在俄国服役的经历；他在那里数次负伤，盘问者要求他出示伤处。他们还问了他的出生情况、家庭和熟人，并查找可能存有照片的档案。赖特说，他在营地里吃得像个国王；这句话被翻译出来，盘问者笑了。随后，他们转为严肃，记下他的个人信息。从说笑突然转向记录，呈现了这场审讯的双重性质——看似随意的交谈，仍是一场正式调查，旨在查明他的身份和所作所为。
一周后，另一次来访带来了更不祥的场面。没有单独问话，战俘们列队站着，美国黑人士兵挑出约十人，给他们戴上手铐，并把他们押上两辆卡车。营地指挥官说，这些人涉嫌犯有战争罪，随后便让其余战俘回去照常活动。这次筛查并未表明每个战俘都受到怀疑，却让所有人都看见了自己可能被带走的情形。
策勒尔、萨默与怀疑带来的压力
赖特的铺位同伴是一名年长的人民冲锋队士兵，自称策勒尔。白天，他看上去庄重得体，常与两名前人民冲锋队战友待在一起。夜里，他与赖特交谈，讲起俄国人占领他们在屈斯特林的住所时，他的妻子如何丧生。他说自己并不怀恨在心，坚持认为战争就是战争，一切最好都忘掉。他沉着的公开姿态，与审讯者的字母顺序检查进行到T、U、V时，赖特所见到的日渐不安形成对照。
下一轮来访临近时，策勒尔变得焦虑。他夜里滔滔不绝地说话，低声絮语，陷入混乱的想象；但白天又重新表现得像个正派而克制的人。赖特察觉到他内心正在挣扎，却不知道究竟有什么力量在起作用。接着，策勒尔说自己不叫策勒尔，而叫萨默，并声称改名意味着他不必出现在按字母顺序进行的审讯者面前。这一连串事态使营地的行政制度成为强烈个人恐惧的来源——对赖特来说看似例行公事的字母顺序，对铺位同伴而言却构成了与隐瞒身份相关的威胁。
在赖特后来的叙述中，萨默是一名杀害过犹太人的公务员，却不是美国人主要寻找的那种显要人物。赖特说，当局寻找的是地位更高的战犯，包括死亡营的相关人员、党卫队官员和党内领导人；他们把萨默视为一个小官吏，在档案中则将他列为不受怀疑的德国公民。调查中罪行的规模与萨默所获身份之间的区别，并不能消除他的罪责；这一点解释了为什么官方调查尽管反复提问，却似乎并未接近他。
审讯、逃脱与营地之后
美国人盘问赖特有关萨默的事，以及萨默是否提到过战俘中的敌人。赖特说自己什么也不知道，并称萨默只谈过死于库尔斯克的儿子和患偏头痛的妻子。审讯者还检查赖特的双手，再次盘问他，并记录下他的姓名。他们问他是否属于纳粹党、是否认识许多纳粹分子，也询问他的家庭和住处。赖特说自己如实回答，并请他们帮忙寻找父母；但营地开始清空、新一批战俘抵达时，他仍未获释。
一名同为战俘的人告诉赖特，守卫不过是摆摆样子，美国黑人士兵另有要务。一次转移战俘期间，赖特溜走了。后来，他辗转于各个城市，在科布伦茨重新开采的矿井里工作，最终抵达科隆。他曾在一次酒吧冲突后被短暂拘留，但档案里找不到他的名字，于是他获释。这些后续经历表明，正式拘禁结束并不意味着平安无事地开启新生活——他的叙述仍受到杀害萨默一事以及当局可能仍在寻找他的担忧所左右。
因此，这座营地既是战后的拘留之地，也是进行不确定审查的机制。营房、字母顺序名单、问话和转移支配着日常生活，而这些程序区分战俘，却未必能厘清姓名背后的经历。对赖特而言，战俘身份以逃脱而非正式宣布释放告终；他之后讲述的故事仍将营地保留下来，作为萨默隐瞒的身份、美国人的调查以及赖特自身岌岌可危的处境交汇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