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月6日，西班牙长枪党妇女部第一届全国大会在萨拉曼卡举行，标志着一个最初仅从事有限援助的妇女组织，转变为更具影响力的政治机构。其公开领导层将皮拉尔·普里莫·德·里韦拉置于最高位置，并让马里丘·德·拉·莫拉担任重要的全国职务；然而，克拉拉·施陶费尔精心安排的退居幕后并不意味着放弃权力——她继续主导该组织的宣传，并成为佛朗哥政府与第三帝国之间的重要纽带。

背景与政治局势

妇女部成立于1934年6月，即西班牙内战爆发前，当时宗旨相对有限，主要是慈善援助。成员探望被囚禁的长枪党支持者，并陪伴他们的家人，这符合皮拉尔·普里莫·德·里韦拉关于女性职责在于服务的原则。战争改变了该组织的重要性。萨拉曼卡大会召开时，佛朗哥控制区的每个省都派来了代表团；扩大的政治形势也使召开全国性集会成为合理之举。

大会举行时，马德里仍不在佛朗哥势力控制之下。这一缺席带来了机构层面的影响——由皮拉尔领导的马德里领导层，是唯一没有出席的省级代表团。因此，这次会议虽具全国规模，却受战线所限；次年出版的妇女部官方书籍，也反映出这一战时特点——由于马德里仍在共和派手中，该书未标明出版信息。

领导层与公开安排

皮拉尔·普里莫·德·里韦拉始终是该组织第一任、最后一任、也是唯一一任全国负责人。她是米格尔·普里莫·德·里韦拉将军的女儿；这位将军曾于1923年至1930年以军事独裁者身份统治西班牙。她也是长枪党创始人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韦拉的妹妹。何塞·安东尼奥于1936年11月在阿利坎特监狱被处决，随后被该运动奉为十字军圣战的殉道者。他家族的政治地位，使大会领导层带有王朝色彩。

大会上，马里丘·德·拉·莫拉似乎是仅次于皮拉尔的最大赢家——她担任全国代表，而施陶费尔则把自己放在听起来级别较低的新闻与宣传中央助理职位上。据称，德·拉·莫拉也是何塞·安东尼奥唯一一位众所周知的未婚妻，不过文中指出，这一说法仅依据她本人的证词，缺乏佐证。公开安排突出了德·拉·莫拉，却没有把该组织的宣传机器交到她手中。

克拉拉·施陶费尔的头衔背后影响力

施陶费尔亲昵的称呼是克拉丽塔，1937年时三十三岁。她于1904年出生在马德里，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马德里本地人；她曾在德国受教育，并仍保有德国国籍。她的外国身份并未妨碍她在西班牙女子体育界崭露头角——她擅长游泳和滑雪——也未阻碍她在极端民族主义的长枪党内步步升迁。相反，这一身份使她有助于布尔戈斯与纳粹德国之间的往来。

她在大会上的正式降职，实际上是一场政治表演——她看似把全国代表的位置让给德·拉·莫拉，同时保留对通讯工作的实际控制权。施陶费尔为妇女部官方书籍撰写未署名的文章，并编辑署名稿件；该书于1938年首次出版，并在1940年代初多次再版。从1937年1月起，她还以长枪党女性发言人的身份向萨拉曼卡报纸《进步报》供稿。因此，大会揭示了可见职级与实际施展影响力的工作之间的落差。

从大会领导层到德国关系

施陶费尔的职责不止于西班牙宣传。她频繁前往德国，在那里使用克拉拉之名；直到西班牙内战结束及其后，她一直为长枪党和佛朗哥政府代表担任向导和翻译。社会援助组织的创办者梅赛德斯·桑斯·巴奇列尔及其亲密合作者卡门·德·伊卡萨，在施陶费尔带领下出行，通常前往汉堡，考察纳粹党的福利项目。冬季救济组织为她们自己的组织提供了范本。

施陶费尔还参与了较少公开、有时甚至秘密的任务。佛朗哥阵营的军事代表与德国谈判争取军事援助，并以钨和其他原材料作为回报；施陶费尔也参与了这一交往领域。因此，她在大会上的位置属于一种更广泛的模式——一位领导人可以在国内等级体系中看似退让，同时将政治、宣传和外交影响力带到国境之外。

意义

大会展现了妇女部所受的性别限制，也显示了其政治影响范围。该组织的创立原则把女性置于从属的服务角色，其领导层也继续以皮拉尔为首来安排权力层级。然而，战时扩张为该组织提供了全国性平台；施陶费尔的撰稿、编辑控制权和外交工作则表明，女性可以在这一结构内部行使影响深远的权力。

其核心反转在于职务与影响力之间的差异。德·拉·莫拉获得了显赫头衔；施陶费尔则担任级别较低的职位，但文本、公开发言权和德国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仍掌握在她手中。这次大会不只是妇女部的礼仪性亮相，也是一次公开的权力安排，同时掩盖了这种权力的实际运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