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伦敦爆炸案

1973年伦敦爆炸案是临时爱尔兰共和军发动的一次袭击，旨在通过在伦敦四处地点协调引爆汽车炸弹，将冲突带到英国本土。1973年3月8日，两枚炸弹爆炸，造成近250人受伤，另外两枚则被拆除。多洛丝·普赖斯是爆炸行动小组的核心成员；行动以逮捕和监禁告终，后来的证词则称，行动获得了贝尔法斯特旅高层的批准。

起源与策划

爆炸计划源自贝尔法斯特旅高级成员之间的讨论。在后来的一次访谈中，布伦丹·休斯称，这一构想曾在旅部会议上讨论过，出席者包括他本人、杰瑞·亚当斯、艾弗·贝尔、帕特·麦克卢尔和汤姆·卡希尔；他指出，这些人当时是该组织的主要人物。休斯后来告诉采访者，亚当斯批准了1973年的伦敦行动。这番话出自一次保密的口述史访谈；休斯以为访谈内容会封存至他去世。这是事后的回忆，并非爆炸行动期间公开作出的承认。

行动小组为此次行动准备了四辆汽车。二月，六辆汽车在贝尔法斯特被持枪劫持，随后被开往爱尔兰共和国。三月初，这些汽车重新出现在都柏林，车身已重新喷漆，并装上假车牌。四辆车被选中用于伦敦行动——一辆福特科西尔、一辆希尔曼亨特、一辆沃克斯豪尔维瓦和一辆绿色福特科蒂纳。每辆车都装有大型燃烧装置，内含一百多磅粉状炸药和胶质炸药。炸药藏在后座下方，并通过导爆索连接至一个计时器；计时器装在前排乘客座位下方的盒子里，由家用闹钟改装而成。

伦敦行动

3月8日天亮前，爆炸人员离开酒店，取回准备好的汽车，并趁停车仍然方便时将车辆开到指定位置。铁路罢工使停车限制暂停，因此原本可能被拖走的车辆得以留在原地。上午7时30分前，四枚炸弹均已就位——希尔曼亨特停在白厅的一处英国陆军征兵中心，福特科西尔停在新苏格兰场外，沃克斯豪尔维瓦停在迪恩·斯坦利街的英国武装部队广播服务机构旁，科蒂纳则停在伦敦中央刑事法院。计时器都设定在下午2时50分。随后，大多数行动人员从克伦威尔路乘公共汽车前往希思罗机场，打算搭乘上午11时20分的飞机飞往都柏林；普赖斯姐妹和休·菲尼也计划乘坐该航班。

下午2时刚过，一名男子致电伦敦的《泰晤士报》。报社新闻编辑部的年轻成员伊丽莎白·柯蒂斯听见他迅速报出汽车的特征和所在地点。她费力地听懂来电内容，但仍尽可能作了记录，随后对方警告说：“炸弹将在一小时后爆炸。”爆炸人员原本打算提前发出警告，并记挂着“血腥星期五”造成的平民死亡；但警告机制并未确保每枚炸弹都能及时被发现。

警方在新苏格兰场发现一枚炸弹并将其拆除。由于计时器设定时间较长，调查人员怀疑爆炸人员可能打算在炸弹爆炸前离境，于是皇家阿尔斯特警察队特别部门向港口和机场的人员下令封锁出境点，并盘问爱尔兰旅客。然而在伦敦中央刑事法院，控制室发生错误，警告内容被传错，导致应对行动延误。白厅的希尔曼亨特爆炸；随后，停在伦敦中央刑事法院外的科蒂纳也发生爆炸。剩余两枚炸弹被拆除。实际发现并引爆的炸弹数量之所以不同，既与警方的应对有关，也与爆炸人员的计划有关——警告确实发出，但未能有效传达到每个目标地点。

伤亡与责任

爆炸造成的惨烈景象，让袭击的规模无比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白厅的希尔曼亨特被火焰撕裂，火焰升至四十英尺高；爆炸震碎附近办公室和商店的窗户，将人们从人行道上掀飞。伦敦中央刑事法院的科蒂纳则在疏散行动进行时爆炸。冲击力掀掉了乔治酒吧的外墙，使酒吧休息室暴露在街面上，还将一名护送陪审员的警察抛出二十英尺。一名警察摄影师被抛到马路对面，《泰晤士报》记者马丁·哈克比脸部和双手被碎片划伤，随后被送往圣巴塞洛缪医院。

两次爆炸共造成近250人受伤。满身是血的幸存者穿过烟雾和灼热的尘土走出来，救护车则将伤者送往附近医院。那些正在罢工的医院非医疗人员放弃纠察，前去帮忙。五十八岁的弗雷德里克·米尔顿是伦敦中央刑事法院旁希尔盖特大楼的看管人；他浑身是血，却拒绝被送往医院，而是选择帮助其他伤者。几小时后，他倒下并死亡。尸检发现，他在爆炸前已经突发心脏病，因此医学证据不支持就其死亡提出谋杀指控。

多洛丝·普赖斯及爆炸小组的其他成员将伤亡归咎于当局，声称警方在接到电话警告后花了太长时间才找到炸弹并提醒公众。这种说法成了一种方便的道德推诿——炸弹是爆炸人员放置的，而他们的警告安排并未阻止人们受伤。然而，警方承认，控制室的人为失误使有关伦敦中央刑事法院炸弹的警告传错，并严重延误了应对行动。这一失误并不能免除爆炸人员的责任；它使行动造成的后果比“警告充分”或“警方疏忽”这类简单说法所能描述的更为复杂。

逮捕、监禁与行动的后续影响

逃跑计划在最后阶段失败。多洛丝·普赖斯和玛丽安·普赖斯在希思罗机场被捕并遭拘押，后来在温彻斯特城堡大厅受审。她们在布里克斯顿监狱服刑，随后展开绝食抗议，使爆炸行动的后果延续到伦敦之外——这场原本意在将冲突带到英国本土的行动，成了围绕姐妹二人的监禁与政治地位展开持久斗争的开端。

这一事件也与随后出现的政治道路形成鲜明对照。多洛丝·普赖斯后来为一名新芬党候选人竞选贝尔法斯特市议会席位，并逐渐放弃以暴力作为追求爱尔兰统一的手段。1983年，曾担任她指挥官的杰瑞·亚当斯争取代表西贝尔法斯特进入威斯敏斯特议会。她与亚当斯从秘密武装行动转向选举政治，并未抹去早先的行动；反而使如何铭记那场行动变得更加重要。

在该书后来对这场冲突的叙述中，这个问题仍未解决。布伦丹·休斯在一次保密的口述史访谈中谈及伦敦行动，并相信自己的话会封存至他去世。休斯的叙述将策划工作归于贝尔法斯特旅的高层圈子；与此同时，公开否认和政党纪律也限定了人们可以如何谈论共和派武装斗争。因此，这些爆炸案不仅作为一次暴力行动反复出现，也成为检验谁能够承认责任、谁对过往的叙述能够占据主导地位的事件。后来的政治秩序在一定程度上依赖能够约束成员的严密组织；对前参与者和批评者而言，同样的纪律也可能看起来像是压制异议、独占记忆的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