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韦瑟雷尔在法院昏倒，使一次原因不明的病症再次演变成拘押事件，同时留下一个核心问题未解——她的状况究竟是再次吸食鸦片所致、源于他人介入，还是由于目击者无法查明的情形。乔治·谢泼德认为，只要闻到劳丹酊剂的气味，就足以将她送往监狱舍；奥贝尔·加斯科因则注意到，她没有出现他认为与这种药物有关的身体迹象。随后作出的决定使安娜再度被拘押；她身形瘦削，身穿丧服，但她如何丧失行动能力仍未得到解释。

昏倒与即时处置

谢泼德正在等候一份针对一名华人的逮捕令，这时约翰·费洛斯的办公室里传出一声闷响。费洛斯呼救，加斯科因发现安娜面朝下躺着，双眼紧闭，嘴巴微微张开。费洛斯跪在她身旁，摇晃她的手臂，说她突然昏倒了。他看起来惊慌失措，并坚持说自己没有碰过她。他后来描述说，安娜到达时神志清醒，随后变得昏昏欲睡，最后失去意识。

目击者对这些迹象的含义意见不一。费洛斯猜测安娜可能是昏厥，也可能看起来像喝醉了，但谢泼德说自己闻到了劳丹酊剂的气味。加斯科因也闻到了这种药物的气味。他查看安娜的口腔，发现没有染色痕迹，便认为这说明劳丹酊剂并非导致她昏倒的原因。然而，他的观察并不能确定安娜服用了什么药物，现场也没有证实任何解释。

从疑似病症到拘押

加斯科因提出把安娜送去医院的可能。谢泼德否决了这一做法，命人将她送往警察营地的监狱舍。他下令将她锁在栏杆上，并让她保持坐姿，以便呼吸。下令时，安娜仍处于昏迷状态，无法解释发生了什么。因此，确保她坐直的紧急处置，与决定将她送往何处的惩罚性安排同时出现。

后来，考威尔·德夫林在监狱舍里为她腾出位置。他觉得，她此刻比两个月前第一次试图结束自己生命后还要凄惨——这一次，她没有发烧、喃喃自语或挣扎，只是安静地躺着，身穿黑色丧服长裙，看起来十分瘦弱。德夫林虽不情愿，还是给她戴上手铐，但尽可能没有铐紧。应他的请求，玛格丽特·谢泼德拿来一条毯子，德夫林把毯子叠好垫在安娜头下。他的做法减轻了她被拘禁时的身体不适，却没有改变她仍被关押于此这一事实。

关于劳丹酊剂来源的疑问

当天早上，德夫林曾陪安娜去法院，对她突然昏倒感到困惑。他问加斯科因，她是否可能直接去了约瑟夫·普里查德的店，买了一小瓶劳丹酊剂。加斯科因回答说，店铺整个下午都关着门。这番对话排除了这个看似简单的解释，却没有提供其他来源。安娜昏迷时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周围的人也没有指出究竟是谁给了她药物——如果确实有人给过她的话。

这一不确定性使人想起她1月14日那次鸦片过量。安娜曾说自己并非想要自杀，普里查德相信她的说法；他也考虑过她可能是被人强迫服药，或是树脂遭人掺改以伤害她。他知道她长期吸食鸦片，几乎每天都要服用，却从未见她昏迷不醒、无论如何也无法唤醒超过十二小时。这些情况在他看来使先前那次事件颇为可疑，却不足以作出定论。法院里的昏倒再次带来同样的问题，但并未证明两次事件由相同原因造成。

拘押、依赖与悬而未决的说法

在法院昏倒之前的几周里，自1月14日下午起，安娜就没有再去卡尼耶唐人街的鸦片烟馆。那天苏永生给她的半盎司新鲜鸦片树脂，按她惯常的用量通常能维持约两周；然而，一个多月过去了，她仍未回来补充存货或与人共吸烟斗。阿肃很想念她的来访，也无法解释她为何不再出现。他怀疑约瑟夫·普里查德与一月的鸦片过量事件有关，但也难以相信安娜可能已经克服了自己的依赖。据称她这段时间没有再吸食鸦片，因此后来闻到劳丹酊剂的气味格外引人关注，但其来源仍无法确定。

秋分之后，安娜和埃默里·斯泰恩斯仍被关押在警察营地监狱舍。安娜的保释金定为八英镑，远超她的支付能力——她的衣服里不再缝藏着一笔财富，也没有愿意替她支付这笔钱的雇主。斯泰恩斯也因欺诈、挪用公款和玩忽职守的指控被还押；尽管他的保释金是标准金额，即一英镑一先令，他还是选择留在拘押中陪伴她。后来，安娜在医生照料下逐渐康复，劳丹酊剂的剂量也不断减少；这表明她的状况持续被视为需要医疗关注的问题，却不能据此追溯确定这次昏倒的原因。在斯泰恩斯后来出庭时，他说自己当时受鸦片影响，并认为失踪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卡尼耶唐人街的鸦片烟馆。这再次表明鸦片与此案纠缠不清，却仍未能给出关于安娜这次事件的确切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