莉迪亚·威尔斯对克罗斯比·威尔斯遗产的权利主张，始于一次令人瞩目的逆转——死者的土地和小屋已归还英国王室并被出售之后，一名女子带着婚姻文件出现，表明自己是他的妻子。她的上诉威胁到埃德加·克林奇的购置权，也引人关注更深一层的不确定性——克罗斯比·威尔斯究竟是谁，他隐瞒了哪些关系，又有谁能够合法申领与他有关的财富。

出售之后，权利主张浮现

克罗斯比·威尔斯死时没有留下遗嘱，处理其事务的人不知道他是否有在世亲属，甚至不知道该把信寄到哪里。他们知道他的姓名，却没有他的住址或出生证明。由于没有查明继承人，他的土地和小屋归还英国王室并挂牌出售；地产挂牌后的第二天便售出。这场交易看似已成定局，直到一名女子拿着婚姻文件出现，并签下莉迪亚·威尔斯之名。

托马斯·巴尔弗认为时机可疑。莉迪亚到来之前，没人知道克罗斯比有妻子，而她恰在遗产有人申领并出售之时出现。法院无法直接驳回她的文件，但派人前往但尼丁核实。巴尔弗讲述此事时，文件的效力尚未得到确认——这些文件支持她的主张，但她突然现身也令人起疑。

莉迪亚的到来给人留下了鲜明印象。一个星期四，她乘邮船上岸，衣着考究，一边把一件裙子搭在肩上，一边提着衣物走下来。巴尔弗的描述既显出她引人注目的精致，也显出她在粗粝港口小镇中的从容。他不禁纳闷，如此优雅的女人怎会嫁给一个在霍基蒂卡主城被视作隐居无名之人的男子。这种反差助长了疑心，却不能证明这桩婚姻是假的。

一名遗孀、一名兄弟与不确定的身份

当巴尔弗提出克罗斯比或许有个兄弟时，遗产争议变得更加复杂。阿利斯泰尔·劳德巴克起初不明白兄弟为何重要——按他的理解，除非遗嘱另有规定，男人的钱财应归妻子所有。巴尔弗所说的遗嘱缺失、家属不明，清楚揭示了法律问题所在。妻子的主张可能改变继承人选；而若婚姻无效或没有遗嘱安排，一个此前无人知晓的兄弟也可能具有重要意义。

莉迪亚的名字让劳德巴克反应异常强烈。巴尔弗注意到这个名字令他似曾相识，便暗自推断劳德巴克认识莉迪亚，甚至可能也认识死者。这只是意味深长的推测，并非证据。劳德巴克坚持说，小屋里从未出现过妻子，克罗斯比看起来一直独居；他对莉迪亚提出权利主张感到惊讶，因而使谜团更深，却没有解开它。

后来对相关事件的还原，使莉迪亚的身份显得更加复杂。在以克罗斯比遗孀的身份到来之前，她曾假扮弗朗西斯·卡弗的妻子。她曾是一名女裁缝，把约四千英镑的黄金缝进五件裙子里；这笔财富装在一个箱子中，箱子又放在货运箱内。这个货运箱与卡弗胁迫阿利斯泰尔·劳德巴克、迫使他转让Godspeed一事有关。这些事实表明，莉迪亚牵涉不止一段隐秘往事，但单凭这些事实，仍无法确定她与克罗斯比的婚姻是否真实，也无法判定她对遗产的权利主张是否合法。

遗产与财富

争议所涉财产不只有小屋和土地。克罗斯比死后，埃德加·克林奇买下了这处地产；清理小屋时，哈拉尔德·尼尔森发现一间屋子里到处藏着黄金。提纯后的矿金价值略高于四千英镑。扣除尼尔森的佣金以及各种税款、费用和付款后，余款存放在霍基蒂卡储备银行的托管账户中。莉迪亚提起上诉，要求撤销克林奇的购买，理由是这处地产及其财物在法律上都属于她。

莉迪亚的五件裙子里还藏有另一部分黄金。阿奎从其中四件裙子里取出黄金，将金粉熔炼成带印记的方块；最后一部分仍缝在安娜·韦瑟雷尔的橙色裙子里，直到安娜在监狱中醒来后才发现。这两笔财富彼此呼应——一笔藏在克罗斯比的小屋里，一笔藏在莉迪亚制作的衣物中；它们使这场权利主张成为一场更广泛的财产争夺的一部分，而财富的流转路线一直遭到刻意遮掩。两处藏金不应混为一谈——证据显示，它们经过不同的藏匿地点，也落入不同的人手中。

莉迪亚提出上诉，也立即影响了安娜。埃德加·克林奇因安娜欠债而威胁要将她赶出安娜居住的铁格酒店时，莉迪亚借给她六英镑，让安娜得以向克林奇付清欠款。安娜随后离开酒店，并受邀到莉迪亚的航海者之福居住。因此，莉迪亚一方面争议性地要求继承一名死者的遗产，另一方面又切实帮助了一名衣物中藏有另一部分隐秘财富的女子。

疑云未决

这项权利主张之所以显得有力，是因为它有文件为凭，同时又笼罩在重重空白之中。克罗斯比没有留下遗嘱，没有已知住址，也没有出生证明；莉迪亚带来了婚姻文件，但核实工作仍未完成。她迟迟现身、劳德巴克认出了她的名字，以及她从前与卡弗的合作，都令人起疑；然而，聚在一起的那些人并不了解她的人际关系和动机全貌。沃尔特·穆迪后来认为她善于编造复杂谎言，也敢于无情勒索；但他同样意识到，自己的不信任建立在零散的转述之上，而非亲身了解。

因此，这段叙事呈现的并非一个简单问题——莉迪亚是否为遗孀，而是一个关于身份如何凭借不完整证据变得可辨的问题。姓名、婚姻文件、缺失的出生证明、地产出售和埋藏的财富，各自具有不同形式的证明力。上诉中断了遗产的转让，却没有确定其归属；这种悬而未决的状态，使莉迪亚的权利主张继续与小说中有关隐瞒、法律证明以及财富意义不稳定性的更广泛问题纠缠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