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冤屈与不义的人
堂吉诃德“消除冤屈与不义的人”是拉曼恰的堂吉诃德赋予自己想象中的骑士职责的称号——作为一名挺身反抗压迫、追讨应得之物的保护者,他首先在试图保护安德烈斯时宣称自己担负这一职责。这个称号既真诚地表达了他的目标,也讽刺地衡量着正义意图与正义结果之间的差距。
安德烈斯事件中的称号
堂吉诃德命令安德烈斯的农夫主人付清欠他的工钱,并在此时自称拥有这一称号。他接受以雷亚尔支付,而不是接受农夫开玩笑提出的、用香水币支付的办法;随后他发誓,如果农夫违背承诺,自己会回来惩罚他。为了使命令更具权威,他自称是拉曼恰的堂吉诃德,是消除冤屈与不义的人。因此,这个称号不只是荣誉称谓;它伴随着具体的追讨要求和强制执行的威胁。
堂吉诃德骑马离开、消失在视线之外后,农夫才再次对付安德烈斯。他终于给男孩松绑,却没有付给他工钱便把他打发走,还笑着叫他去找自己的法官。安德烈斯哭着离去,发誓要找到堂吉诃德,索取七倍赔偿。然而,叙述者仍说堂吉诃德已经纠正了这桩不义;堂吉诃德对结果感到满意,骑马回家,相信自己为骑士生涯开了个高尚的好头。这个判断与安德烈斯实际离去时的处境形成对照,使这一称号首次出现时便带有鲜明的讽刺意味——这位捍卫者信心十足,却未能给予安德烈斯相应的保护。
从个人夸言到公共职责
堂吉诃德回应苦役犯时,也体现了同一理想。他听囚犯讲述自己遭受的非自愿惩罚,并思索酷刑、贫困、缺乏法律援助或法官不公的裁决,是否导致他们落入这种境地。他将自己的使命理解为立誓援助有需要、受强者压迫的人。在诉诸武力之前,他请求卫兵和押送官释放囚犯,并辩称,把上帝与自然赋予自由的人变成奴隶,实在难以接受。他们拒绝后,他便威胁要用长矛和宝剑迫使他们放人。
与工钱纠纷相比,这一事件赋予该称号更广泛的道德意义——它关乎的不只是私人债务,也包括自由、惩罚与权力的运用。然而,堂吉诃德自己的思路很快便从请求转向强迫。因此,他所宣称的解救受压迫者的职责始终带有一种反复出现的张力——他力图为弱者伸张正义,却依据自己对事态的理解行事,并自认有权强加自己的补救办法。
正义、同意与和平
小说中的其他道德论述有助于界定这一理想的限度。马塞拉反驳了“有人爱她,她就有义务回报这份爱”的说法,坚持认为感情必须出于自愿,不可强求。她的辩护将意志自由与保护受压迫者并置——一个人的欲望或委屈,本身并不能使其有权要求另一个人同意。这种对照使人无法简单地把干预等同于正义。
后来,在一篇论述武力与学问的演说中,堂吉诃德主张这两种职业都需要运用心智,但武力的目标是和平;他称和平为人们此生所能渴望的最大福祉。他提出,战士的正当目标并非为了战斗而战斗,而是促成和平。因此,在他的论述中,这一称号所代表的理想与公共目的相连——纠正不义应当服务于一个人们能够免受压迫与战争、安居生活的世界。
对这一称号的审视
桑丘结束巴拉塔里亚总督任职,既贫穷又饥饿地回来时,堂吉诃德劝他不必为他人的评判烦恼。总督离任时若腰缠万贯,人们便称他为窃贼;若两手空空,人们便称他为傻瓜。这番劝告承认,公共服务无论得到哪种结果,都可能遭到不公正的评判;它也把关注点从名声转向良知。消除冤屈与不义的人这一称号,同样取决于一种类似的区分——自称维护正义,并不能证明正义已经实现。
临终时,堂吉诃德恢复理智,认清了塑造其想象中使命的骑士小说所带来的欺骗。他摒弃游侠骑士之道,并为自己直到为时已晚才醒悟、无法通过阅读其他书籍弥补过失而感到遗憾。这种转变并未抹去他所追求的理想中那份慷慨,却使他借以追求理想的幻想失去了正当性。从安德烈斯未能讨回的工钱、囚犯遭受的强制劳役,到他后来对治理事务的反思,这一称号始终悬置于道德抱负与错误判断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