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吉诃德在莫雷纳山模仿贝尔特内布罗斯苦行
堂吉诃德《堂吉诃德在莫雷纳山模仿贝尔特内布罗斯苦行》是堂吉诃德刻意模仿阿马迪斯·德·高卢忧郁苦行的行为,并非对堂吉诃德心中的杜尔西内娅实际拒绝他的回应。堂吉诃德希望通过展现完美游侠骑士的美德赢得不朽声名,于是把与意中人分离转化为一个虚构的悲伤缘由。桑丘·潘沙必须见证这场表演,并带信给堂吉诃德心中的杜尔西内娅;独自留下后,堂吉诃德选择以克制的方式苦行,将山野既当作避难之所,也当作想象中的观众。
目的与骑士传奇范本
堂吉诃德解释说,找到他们一直在寻找的疯子,并非他进入群山的主要理由。他真正打算做一件足以使自己名扬整个已知世界的事,借此确立自己作为游侠骑士的名声。他说,这项成就取决于桑丘能否及时办完即将受托的差事回来——侍从此行将决定苦行何时结束,以及堂吉诃德的荣耀何时开始。
这项行动以阿马迪斯·德·高卢为范本。堂吉诃德把他列在希腊的堂·贝利亚尼斯之上,并称他为所有追求骑士道完美之人的典范。他主张,品行高尚的人会通过效法典范而学习——画家研习杰出的前辈,而文学则把奥德修斯和埃涅阿斯描绘成审慎、耐心、孝顺和统御能力的楷模。反过来,阿马迪斯则是献身于爱情与骑士道的骑士所应遵循的典范。奥里安娜女士拒绝他后,他退隐佩尼亚波布雷,这正是堂吉诃德打算效法的具体先例。
堂吉诃德把这种内敛、悲伤的范式与罗兰更具破坏性的疯狂相对照。罗兰在得知安杰莉卡与梅多罗相伴后,才陷入悲痛;相较之下,堂吉诃德并没有堂吉诃德心中的杜尔西内娅与他人相伴的证据。他说,她并未不忠,想象她不忠反而是对她的不敬。他声称,自己苦恼的原因是与她长期分离;他认为,这使自己感受到并担忧一切不幸。因此,他把无端发狂视为更非凡的壮举——骑士即使没有真正遭受伤害,也能借无因的悲痛证明自己的忠贞。
选择山地并安排苦行
选定的地点是一座高而偏僻的山,附近有一条平缓的小溪、一片绿草地,以及繁茂的树木、灌木和花朵。堂吉诃德选中这里,认为它适合倾诉哀思;他向苍天、乡野神祇、仙女和树木说话,仿佛这片风景能够听见并回应他。在向堂吉诃德心中的杜尔西内娅倾诉时,他把她称作自己生命的指引之星,并请她记得她的缺席使自己陷入何种境况。这番话把荒野变成了申诉的法庭——他邀请想象中的居民见证这份堂吉诃德心中的杜尔西内娅本人无法看到的忠诚。
他请桑丘记住自己所做的一切,日后向据称令他受苦的那位女士报告。信使启程前,堂吉诃德说,还有更多事情值得观看——他打算撕破衣服、散落盔甲,并把头撞向岩石。桑丘反对,认为这些举动可能使表演变得危险,并建议既然苦行是虚构的,击打也可以只是假装而不必真的动手。堂吉诃德拒绝这种替代办法。按他的理解,骑士规范禁止虚伪,假装做一件事而实际做另一件事本身就是撒谎。他坚持必须真正做出这些举动,并请桑丘留下一些可以用来照料伤处的东西,因为他们丢失的香膏已经无法取用。
这场争执揭示了这项行动异乎寻常的严肃性。它的缘由是想象出来的,但堂吉诃德坚持其实施必须诚恳。与此同时,桑丘刚离开时,堂吉诃德宣布要在阿马迪斯与罗兰之间作何选择仍未确定。因此,这场苦行既是一场预先安排、需要目击者和转述的展示,也是私人修行;同伴离开后,堂吉诃德仍在琢磨其确切形式。
信件与桑丘启程
堂吉诃德在笔记本上给堂吉诃德心中的杜尔西内娅写信,写完后便叫桑丘过来。他提议把信朗读出来,让侍从记住,以防路上遗失。桑丘承认自己的记性不可靠,便请求把信写在笔记本里妥善保存,同时仍想听堂吉诃德读信。这段对话让差事有了两种形式——一封要带在身上的实体信件,以及桑丘必须亲自转达的苦行情形报告。
信中把堂吉诃德描写成一个因分离而受苦的人,并表达了不确定——堂吉诃德心中的杜尔西内娅的眷顾究竟会减轻还是终结他的痛苦。他把自身境况的叙述交给桑丘,并把这位女士的答复设为结束考验的条件。堂吉诃德说,如果答复有利,他的疯狂和苦行便会结束;如果答复不利,他就会真正发疯,从而不再感受到答复带来的痛苦。无论哪种情形,他都想象自己能够摆脱等待中的不确定性。因此,这封信使侍从的旅程成为整个事件的关键,尽管促使他写信的委屈并非堂吉诃德心中的杜尔西内娅实际做了什么。
桑丘担心自己无法找到返回这处偏远地点的路。堂吉诃德叫他留意沿途地标,并提议每隔一段距离放置金雀花枝作路标,如同忒修斯迷宫故事里的线团。桑丘折下枝条,含泪告别,骑上罗西南特离去;堂吉诃德把罗西南特托付给他照料,仿佛托付桑丘照管自己的性命。告别并未就此立刻结束——桑丘走了不到一百步便回头,因为他想在离开前至少亲眼见到一件无可置疑的疯狂举动。
从公开展示到独自倾诉
堂吉诃德随即表演了一小段翻腾动作。桑丘认为,这足以作为日后讲述时的证据,便调转罗西南特,继续前往平原。这一情节使侍从不只是信使,也成为能够以证词向堂吉诃德心中的杜尔西内娅证实这场表演的观众。然而桑丘离开后,堂吉诃德便只能独自决定自己究竟要做怎样的苦行者。
堂吉诃德独自站在高岩上,权衡罗兰的过度破坏与阿马迪斯的悲伤。他推想,罗兰的疯狂源于一次具体的背叛,而堂吉诃德心中的杜尔西内娅并未给他类似的理由。他也质疑自己为何要伤害树木或扰乱溪水,因为它们都没有得罪他。他决定尽可能效法阿马迪斯——把分离视为足以引起悲伤的理由,祈祷并哀叹,而不重演罗兰那种破坏性的过激行为。他认为祈祷也是阿马迪斯范例的一部分;但由于没有念珠,便撕下一条衬衫布料,自制念珠并打上十一个结,其中一个结比其他的更大。他在苦行期间一遍又一遍地念诵无数遍《圣母经》。
这片孤寂之地也成了写作的场所。堂吉诃德在草地上踱步,在树皮和细沙上写下或刻下诗句,为堂吉诃德心中的杜尔西内娅写出哀伤与赞美之词。后来只有三首诗被完整辨认出来。诗中反复出现的副歌表明,他的眼泪是为堂吉诃德心中的杜尔西内娅而流;记述还提到,反复写出地名令发现这些诗的人发笑——堂吉诃德后来承认,他以为必须补上这个地名,诗中的名字才会清楚。留存的诗句因此既保留了他意欲塑造的忠贞恋人形象,也保留了他写作时一个无意间产生的滑稽细节。
这一情节的意义
这场苦行使真实伤害与主动表演之间的区别,成为堂吉诃德理解骑士美德的核心。他并未声称堂吉诃德心中的杜尔西内娅亏待了自己;相反,他把分离视作足以进行一场以骑士传奇为范本的考验。他的忠诚因此既坚定,又由他自行构造——想象中的磨难给了他一个可供扮演的角色,而信件与桑丘的证词则让这场表演拥有山外的观众。
随着情节展开,这场苦行的规模也不断变化。它起初是堂吉诃德对名声的承诺,以及一番听来仿佛面向公众、向周遭景物发出的申诉;随后转向桑丘对旅途和表演安全的实际顾虑;最后则落在即兴祈祷与诗句上。临时编成的念珠、金雀花枝路标,以及留在树皮和细沙上的诗,使这场苦行成为一连串具体行动,而不只是悲伤的宣言。不过,喜剧意味仍然清晰可见——桑丘需要亲自确认堂吉诃德是否发疯,而诗句又不必要地反复写出堂吉诃德心中的杜尔西内娅的地名。结果是一场经过安排的模仿,堂吉诃德坚持认真演出,尽管其缘由和观众都取决于他自己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