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塔莎
利莫诺夫娜塔莎是爱德华·利莫诺夫的伴侣和妻子，两人共同生活了十三年。她是一名歌手，两人的关系在缺席、重聚、身体亲密与分离之间起伏。书中对她的呈现，与其说是独立叙述她的人生，不如说是借由共同生活空间中的场景和利莫诺夫的回忆——巴黎的一间工作室、一场灾难性的政治竞选后醉酒的重聚，以及她离开后重新浮现在他脑海中的身体细节。她的重要性在于，两人短暂恢复的亲密与共同生活最终结束之间形成了对照；她的离去让利莫诺夫显露出难以掩饰的痛苦。
身份及其在利莫诺夫生命中的位置
娜塔莎与利莫诺夫在巴黎共住一间工作室。她离开他时，两人的关系已经持续了十三年，他称她为妻子。除与他有关的生活之外，叙述几乎没有提供她的其他经历——书中说她是一名歌手，嗜酒，并且在他一次次离开期间，仍继续住在那间工作室里。这些细节大多来自利莫诺夫的经历和言语，而非对她自身视角的独立叙述。
然而，她在他生命中的位置，并不只是政治活动背后的家庭生活背景。当他从莫斯科回来，发现她像此前逃走后又回来时那样温顺柔和，叙述者推测，他或许正在想着他们的婚姻，以及与她一同变老、在她身边死去的可能。这个想象中的未来，为他们的重聚添上温情；后来，这份温情又与她最终离去的决绝形成对照。这只是叙述者的推断，并不能确定利莫诺夫当时的想法。
共同生活与一次次缺席
将近两年里，利莫诺夫一直不在巴黎的公寓，只有在途中经过时才会短暂停留；他奔波于莫斯科的政治活动和各地爆发的战争之间。1993年夏天，他在巴黎待了一段时间，却觉得熟悉的工作室变得陌生。他已经不习惯住在那里；相比之下，娜塔莎已经习惯了没有他的生活，叙述还说，她也习惯了与其他男人上床。因此，他们共同的住址记录了两人关系的变化——名义上仍是共同的家，日常生活却已渐行渐远。
两人的差异也体现在各自如何经历这种分离。利莫诺夫回来时觉得自己像个陌生人，娜塔莎却已适应他的缺席。他对自己的政治身份也有了新的定位——他不再认为自己是作家，而是战士和职业革命者。然而，这种自我形象并未化解他回来时所面对的现实问题和情感后果。他参与政治和战争，导致巴黎的朋友不欢迎他，也让他为筹钱而苦苦挣扎；回到家中，他面对的则是一段在没有他的情况下仍继续维持的关系。
竞选失败后的重聚
在一场令人愤怒而屈辱的选举惨败后，利莫诺夫想把发生的事告诉娜塔莎，她却没有接他的电话。他清晨早早到达，敲门，等了一分钟，随后用钥匙开门进去。她横躺在床上，周围散落着空酒瓶和塞满烟蒂的烟灰缸，鼾声沉重。房间几天没有通风，气味难闻。他放下包，一言不发地开始打扫。这个举动短暂地颠倒了两人惯常的位置——归来的政治斗士成了照料凌乱房间的人，而娜塔莎则躺在床上看着他。
她睁开一只眼，用胳膊肘撑起身子，对他说：“你可以待会儿再冲我发火，现在我要你干我。”他上了床，两人紧紧抱在一起，叙述将他们比作遇难后漂流的幸存者。这次亲密接触让他们的身体重新靠近，却没能让共同生活恢复稳定。事后，娜塔莎说她在房间里待了三天，被两个陌生男人干，还开玩笑说，要是利莫诺夫早点来，就能见到他们，大家还可以打牌。她尖声大笑，使这一幕停留在直白坦露、挑衅与重聚亲密交织的状态中。文本没有把这次亲密接触写成一场解决两人关系问题的和解。
利莫诺夫没有换衣服，穿好衣服后拿起包，一言不发地离开。他轻轻关上门，没有摔门，乘地铁再换通勤火车前往鲁瓦西机场，买了去布达佩斯的机票。他克制地离去，与房间的凌乱和刚才那场亲密接触的强烈形成对照。这一幕让两人之间的依恋显现出来，也展现了这种依恋所能带来的承诺何其有限——他回到她床上后，几乎立刻又离开了。
离去与利莫诺夫的回忆
后来，娜塔莎彻底离开了利莫诺夫。叙述者埃马纽埃尔·卡雷尔说，他对离开的原因和经过知之甚少；此时利莫诺夫的写作也不像年轻时那样私人化。因此，叙述区分了能够确认的事实——一段持续十三年的关系已经结束——以及叙述无法提供的更完整解释。它没有把娜塔莎的离去写成一个完整且由她本人视角展开的故事。
在卡雷尔看来，利莫诺夫最初的反应极其剧烈，犹如当年塔妮娅离开他时他的反应。他在一篇匆忙写下、近乎神志恍惚的文字中，为这场分手赋予哲学和神秘色彩，写到令人不安的巧合、预言性的梦、幻觉般的游荡，以及在莫斯科街头与魔鬼相遇。他还去找了一位灵媒，对方告诉他，前世他是条顿骑士，而娜塔莎是受他保护的妓女。利莫诺夫觉得这个说法意味深长，把自己塑造成忠诚勇敢的保护者，并认为保护对象背叛了他。这种解释显示，他试图把被抛弃一事塑造成一个关于忠诚与背叛的故事；但它并不能说明娜塔莎为何离开。
他的思绪不断从这种宏大叙事回到那个失去的女人具体的身体和习惯上。他在闷热的莫斯科夏日里走到几乎精疲力竭，一遍遍低声念着她那双宽大柔软的手和下垂的乳房，又想起她赤身裸体地待在巴黎的工作室里，一边抽烟，一边坐在马桶上自慰，而他隔着敞开的门看着她。他记得，除了塔妮娅，生命中没有哪个女人像她那样令他兴奋。这些回忆亲密而毫不粉饰——欲望、温柔、怨恨和屈辱交织在一起，并未归结成对娜塔莎的一种单一评判。
叙事作用与意义
娜塔莎的故事受到一个明显的认知限度制约。卡雷尔明确承认，他并不了解她最终离开的具体情况；而利莫诺夫自己的文字提供的是一种情绪强烈的解释，并非对她动机的可靠叙述。这一空缺很重要——叙述没有把利莫诺夫悲痛之深误当成了解娜塔莎对分手看法的途径。尽管他的回忆让她鲜明地浮现出来，她仍有一部分不可知。
早先的重聚和后来发生的分离，也构成了这段关系的核心模式。利莫诺夫回到一个已变得陌生的家；他默默打扫，娜塔莎在一旁看着；两人在床上重新亲近；随后他再次离开。后来，她离开了他，而他的政治说辞和神秘幻象都无法挽回这场失去。两者的对照并非情感与冷漠的对照，而是强烈亲密与亲密所能留住之物的限度之间的对照。娜塔莎的离去就这样打断了利莫诺夫把自己塑造成战士和革命者的努力，带来一场私人挫败；他可以描述它、将它神话化，也可以借由欲望来穿越它，却无法让它逆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