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尼亚·科索戈尔
利莫诺夫列尼亚·科索戈尔是一位俄罗斯流亡者，曾被关押在科雷马，也是一个有志成为作家的写作者；塔妮娅离开后，他成了爱德华·利莫诺夫少有的几个实际支持者之一。他的重要性在于——他的人生饱经极端苦难，文学抱负却未能实现；同时，他默默照料着一位曾经躲着他的年轻人。爱德华·利莫诺夫跌入谷底时，列尼亚·科索戈尔没有给他什么宏大的救助——他留在爱德华·利莫诺夫身边，帮他申请到救济，并为他提供了一个具体范例，展示了以工作而非名望为中心的生活。
身份与背景
列尼亚·科索戈尔在科雷马待了十年。在流亡者当中，他的入狱经历因他出现在《古拉格群岛》中而为人所知——他们认出他就是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写到的那个人。列尼亚·科索戈尔以自己的名字被记载在书中为荣，并将自己的刑期长短与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本人的经历相比较。他设想自己也能写下古拉格的经历，成为富有而出名的作家，却始终没有写成。他的经历使他有资格讲述一个意义重大的故事；但他未能将这种资格变成一本书，使他停留在获得认可与可能性未能实现之间。
这种停滞的抱负使他成为爱德华·利莫诺夫一个耐人寻味的映照。两人都是怀有文学抱负的流亡者，也都受到成名前景的吸引。但列尼亚·科索戈尔能够拥有读者，凭的是自己在劳改营中的遭遇；爱德华·利莫诺夫对未来的期待，则一直仰赖这样一种信念——他的冒险人生终将使他声名远播。列尼亚·科索戈尔的名字出现在一本名著中，却没有写出自己设想的那本书；爱德华·利莫诺夫仍想成名，但塔妮娅离开后，他已无法确信这样的未来会到来。
找到利莫诺夫并留在他身边
1976年2月22日塔妮娅离开后，爱德华·利莫诺夫陷入一周的酗酒昏厥。2月28日，他在温斯洛酒店的一间房里醒来时，列尼亚·科索戈尔正守在床边。叙述暗示，爱德华·利莫诺夫曾在街上游荡，还可能和人打过架——他两只眼睛都青了，却几乎不记得那一周发生过什么。在这场崩溃之后，列尼亚·科索戈尔的出现是为数不多可以确定的事实之一。
列尼亚·科索戈尔发现爱德华·利莫诺夫躺在人行道上，几近昏迷，冻得半死。从那以后，他便没有离开过爱德华·利莫诺夫身边。叙述既将他的帮助呈现为善举，也表明其中带有复杂的心理因素。爱德华·利莫诺夫过去常躲着列尼亚·科索戈尔，因为他害怕列尼亚·科索戈尔会带来厄运。如今，这个傲慢的年轻人已经跌入谷底，而列尼亚·科索戈尔或许会因这种境况逆转而暗自感到满足。即便存在这种可能，也没有抵消他的照料——他带爱德华·利莫诺夫去救济办公室，那里每月给爱德华·利莫诺夫发放278美元。这样的援助朴素而实际——给他一张床和有限的收入，而不是让他摆脱苦难；但这让爱德华·利莫诺夫有了活下去的办法。
温斯洛酒店最便宜的房间每月要200美元，爱德华·利莫诺夫只剩下78美元。因此，列尼亚·科索戈尔的介入并未让他重获安稳或工作；它只是帮助他获得了有限的生存条件，而他的境况仍在恶化。爱德华·利莫诺夫没有找工作。他喝廉价的加利福尼亚葡萄酒，在餐馆垃圾中翻找食物，向同胞要钱，有时还偷钱包。他在贫困而危险的街区游荡，钻进废弃建筑，与常常听不懂自己语言的流浪者交谈，有时则在教堂里避身。在这片堕落的景象中，列尼亚·科索戈尔始终相伴，成为一段持久的人际联系，尽管这段联系无法改变爱德华·利莫诺夫选择的人生方向。
工作与平凡生活的范例
几个月后，爱德华·利莫诺夫一直在史蒂文·格雷家做杂务和帮手。他修好桌腿，给园艺工具上油，还做了客人们喜欢吃的罗宋汤。他熟悉这所房子，也明白史蒂文·格雷的势利或许会让他觉得雇一位俄罗斯诗人当管家很有吸引力。爱德华·利莫诺夫考虑开口请求这份工作时，列尼亚·科索戈尔的经历让他想象中的未来有了实际形状——他想到自己可以像列尼亚·科索戈尔那样做搬家工，买一辆卡车，再买第二辆，最终经营一家搬家公司。
这并不意味着列尼亚·科索戈尔拥有一家搬家公司，或已过上爱德华·利莫诺夫所设想的富足生活。这份抱负属于爱德华·利莫诺夫。列尼亚·科索戈尔所起的作用，是成为一个现成的范例，让人看到一种可以逐步建立起来的劳动生活；这种生活与爱德华·利莫诺夫曾经期待冒险经历为他带来的名望相去甚远。在他的幻想中，就业会带来生意，生意又会带来与塔妮娅共同生活的安稳——一起吃饭，在一方生病时互相照料，并拥有一个安定的家。这场梦借用了列尼亚·科索戈尔的职业，却将它扩展成一个关于重拾生活与重归于好的故事。
这种对比十分鲜明，因为叙述并未把列尼亚·科索戈尔自身的处境写成成功故事。他曾是囚犯，希望写作，却始终没有动笔；爱德华·利莫诺夫则把他的工作变成通往成为老板的想象路线。列尼亚·科索戈尔的范例之所以重要，与其说是因为它承诺这种转变会发生，不如说是因为它证明爱德华·利莫诺夫仍能想象一种由平凡劳动构成的未来。在那个时刻，曾帮助他熬过崩溃的那个人，也为他勾勒出一种可能接续其后的生活。
叙事作用
列尼亚·科索戈尔将爱德华·利莫诺夫崩溃时令人屈辱的身体状况，与日后重新开始的可能性联系起来。温斯洛酒店的床边场景通过行动确立了他的忠诚，而救济金则显示出这种忠诚的限度——他能帮爱德华·利莫诺夫拿到钱，却不能让他愿意工作，也无法在塔妮娅离开后恢复他的信心。他的援助既不是戏剧性的治愈，也不只是象征性的表示。它让爱德华·利莫诺夫有住处，而爱德华·利莫诺夫仍选择在社会边缘生活。
叙述也借列尼亚·科索戈尔未能实现的写作抱负，映照出爱德华·利莫诺夫反复面临的危险——把渴望拥有的身份误当成已经实现的身份。列尼亚·科索戈尔相信自己的经历能使他成为成功作家，却没有写作；爱德华·利莫诺夫想象未来成名，随后却跌进一间房里，世界已缩窄到几步之内。然而，列尼亚·科索戈尔并不只是映照这种失败。他仍在为别人采取行动，而他实实在在的善意也超越了爱德华·利莫诺夫过去对他的迷信。从冰冷的人行道到想象中的搬家公司，列尼亚·科索戈尔既是一个同样的失败者，也是一位不事张扬、引人走向生存之路的向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