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哈尔·普里列平

扎哈尔·普里列平既是一位严肃而温柔的作家，也是长期的国家布尔什维克党成员；他的政治立场并非来自抽象教条，而是源于贫困、躁动的地方省份。他的故事将一代人对后苏联时期屈辱的愤怒，与聚集在《利蒙卡》和爱德华·利莫诺夫周围的反文化联系起来。他钦佩利莫诺夫，但他最深厚的忠诚属于那些将这场运动据为己有的地方省份年轻人。

身份与写作

按照书中的描写，普里列平即将年满四十岁，与妻子和孩子住在下诺夫哥罗德，并编辑《新报》的地方版；这份独立报纸曾刊载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的文章。他已出版三部长篇小说，正从一位前途可期的年轻作家成长为在俄罗斯国内外得到认可的才华作家。这幅传记肖像着重呈现了他的外表与举止之间的反差——他身材壮实、剃着光头，穿着黑衣和马丁博士靴，看起来像个激进分子；然而，叙述者称他温和而坦率，与人目光相接，是为了理解对方，而非恫吓对方。

他的小说直接取材于政治与个人经历。一部小说写的是车臣，他曾在那里当兵。另一部小说讲述一个来自地方省份的年轻人，他的疑虑与漂泊使他逐渐走向国家布尔什维克党，希望激进斗争能为混乱的人生指明方向。这本书借鉴了普里列平本人及其同龄朋友的经历；在这幅肖像描绘的时期，他已投身这场运动十五年。

叙述者认为，普里列平的写作关注地方省份的日常生活——打零工、与朋友喝酒、欲望，以及对孩子既焦虑又充满探问的爱。他的作品记录了那个时代的残酷，却没有将日常生活简化为残酷，也关注其中的优美时刻。这种结合——温柔而不否认艰辛——使他的写作和此处呈现的个人形象都别具一格。

报纸与地方省份读者

普里列平谈及自己政治道路的开端时，讲到二十岁那年，他在梁赞州一座小城里感到无聊。一位朋友带来一份奇怪的报纸，是从莫斯科乘火车送来的。这些年轻人从未见过《国际白痴》或受利莫诺夫影响的美国地下报刊这类东西。《利蒙卡》花哨的版面、粗俗的插画和挑衅性的标题，立刻给他们留下了印象。尽管它是一家政党的机关报，却用相当大的篇幅刊载摇滚乐、文学作品和尖刻的朋克风格内容。

普里列平根据地方省份青年的处境，解释这份报纸为何如此有力——日常生活令人感觉阴森，前途渺茫，而那些敏感或有抱负、因而足以感受到这种匮乏的人，则陷入绝望。《利蒙卡》的一期报纸，就能为原本似乎彼此孤立的年轻人提供一个名称和共同的表达方式。报纸在纹身青年中传阅，他们弹吉他、喝啤酒、聚集在广场上；很快，寥寥数人便发展成一个更大的、能被人辨认出来的群体，连当地警察都已熟悉他们。他们热切地阅读利莫诺夫的书，把他视为自己最喜爱的作家和现实生活中的英雄。他的年龄和充满冒险的过去使他有别于这些年轻人的父亲，而报纸则为年轻读者提供了一种叛逆身份，将吉姆·莫里森和三岛由纪夫等文化偶像，与苏联政治制度叙述中的列宁和巴德尔联系起来。

对普里列平而言，这就是俄罗斯的反文化，而不仅仅是众多政治选择中的一种。这场运动里有粗野之徒、退伍军人和光头党，他们以纳粹敬礼挑衅循规蹈矩的市民。但运动也聚集了地方省份自学成才的艺术家和音乐家、业余录像制作者和腼腆的诗人，也包括怀揣暴力阴暗幻想的青年。普里列平平静地称这些人为朋友，这句话分量格外沉重——文学奖、外国版本和美国巡回售书或许能带来成功，但他明确表示，自己优先在意的不是抛下地方省份那些迷失的年轻人。

阶级怨恨与苏联记忆

这一群体的物质处境，有助于解释这场运动对普里列平为何重要。他们都很穷，若能找到工作，也只能搬运箱子、清扫院落、粉刷墙壁或看守停车场。他们的劳作使他们与昂贵的运动型多用途汽车为邻；车里的年轻司机比他们更狡猾，对着手机大声嚷嚷。这种对比让他们的怨愤有了看得见的目标。他们愤怒的对象不只是个别富人，更是一个使他们及其家人变得无足轻重的新社会秩序。

共产主义瓦解时，普里列平和他的朋友大约十五岁。他们的童年是在苏联度过的，因而对它怀有温情的记忆；并非因为他们曾拥有很多东西，而是因为当时可买的东西很少，日常生活却似乎更容易理解。他们记得整洁的家，也记得祖父作为集体农庄最佳拖拉机手而受到认可时所拥有的尊严。与这段童年记忆相对的，是他们父母的失败——这些朴实而自尊的人陷入贫困，也失去了曾经以自身身份为荣的那份骄傲。在普里列平看来，这种尊严的丧失，是年轻一代最难承受的事情之一。

利莫诺夫、钦佩与不安

国家布尔什维克党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乌法和下诺夫哥罗德等城市建立支部时，利莫诺夫带着一小群追随者来到了普里列平所在的城市。当地成员到车站迎接他们；需要住宿的人得到了安顿，众人彻夜相聚，大部分时间都在听利莫诺夫讲话。他说话简单而生动，带着一种确信自己不会被打断的笃定，反复把世界划分为壮丽之物与怪诞之物。第一次见面时，普里列平私下里认定，利莫诺夫是一个壮丽却能做出怪诞之事的人。

普里列平读过利莫诺夫的全部作品，包括他年轻时写的诗；在他看来，那些诗的视野带有孩童般的特质。但他遇到的这个人，已因海外经历而幻灭。利莫诺夫主张以预期敌意为生活准则，并以勇气、警惕和随时准备杀人的态度作为回应。利莫诺夫那紧凑、机警而健壮的身躯，让普里列平感受到这种姿态的力量。他钦佩利莫诺夫，也不愿离开利莫诺夫的圈子；然而这次相遇并未让他感到完全自在——他看到了利莫诺夫对他人的好奇和兴趣，却看不到善意、柔软或宁静。

这种不安并未延伸到普里列平的党内同志身上。他认为，人们以“消极派”“萨满”“烙铁”和“宇航员”等绰号相称的同志忠诚而坚定，即使他们粗鲁、好斗亦然。在他眼中，他们愿意为彼此冒生命危险，也愿意为自己的理念入狱。他们的是非观与腐败、迷失方向的世界相对立；那正是他们记忆中的苏联童年之后出现的世界。结识这些人之后，普里列平不再与以前的伙伴来往；相比之下，那些人如今显得空虚而乏味。

运动内部的分歧

普里列平对党的依恋，并不意味着他接受党内所有思潮。随着时间推移，利莫诺夫的追随者与杜金之间的鸿沟不断扩大。杜金的门徒看不起利莫诺夫那些教条色彩较淡的招募对象；其中许多人是被摇滚乐和街头斗殴吸引来的，对法西斯主义历史毫无兴趣。普里列平不喜欢人们提起自由军团，也不觉得利莫诺夫亲昵地称杜金为“戈培尔博士”有什么好笑。随着争吵变得愈发恶毒，杜金离开了运动，建立了一个地缘战略研究中心；书中称该中心后来经营兴旺，部分经费来自克里姆林宫。普里列平对此感到宽慰——没有了他眼中婆罗门式的派系，运动中的地方省份局外人便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继续团结在一起。

小说《桑卡》将这种张力带入虚构故事。主人公与一位喜欢他、试图理解他的前老师交谈。老师对党的名称、旗帜和口号感到不安，却也思忖它们是否可能是刻意挑衅；他认为，在火车上涂写标语、在难以到达的纪念碑上展开横幅、向州长扔西红柿等行动虽显幼稚，却也需要勇气。这一场景将这场运动置于象征性反叛与扰乱俄罗斯公共秩序的实际后果之间。它也展现了普里列平的小说如何像他对朋友们的讲述一样，要求读者思考这些行为背后的社会处境与风险，而不是将其一概斥为虚张声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