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被描绘成一位谨慎的改革者，他试图重振苏联共产主义，却打开了一个迅速超出自身控制的空间。与此前那些年迈的领导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的出现令人眼前一亮，也广受西方欢迎；然而，他并没有打算废除共产党或苏联。他政治生涯中的决定性讽刺在于，允许人们讲述国家曾经压制的历史，反而帮助削弱了他原本意欲改革的体制。

从接班到改革

在一连串公共形象已与年老和衰退密不可分的领导人之后，戈尔巴乔夫接替康斯坦丁·契尔年科。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晚年几乎无法在没有搀扶的情况下行走；尤里·安德罗波夫曾短暂受到保守派赏识，被视为可能是一位有才智的改革者，却不到一年便去世；契尔年科随后接任，成为又一位体弱多病的领导人。与这群前任相比，戈尔巴乔夫显得几乎出奇地年轻。他能独自走路，面带微笑，身边还有一位同样常在公众面前露面的妻子。西方观众觉得他平易近人，评论人士则期待一次有限的解冻——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在国际会议上采取更具建设性的语气，或许还能减少被关进精神病院的异议人士。

这种期待低估了后来事态发展的规模。戈尔巴乔夫是一名典型的党务官僚，书中叙述强调，没有人——甚至戈尔巴乔夫本人——能想象他升任总书记六年后，共产党和苏联竟会双双不复存在。他公开提出的目标要狭窄得多——重新启动与尼基塔·赫鲁晓夫相关的改革；赫鲁晓夫后来因推行唯意志论而被撤职。他意图的局限性，关系到其故事的走向。他起初是一名党的改革者，而不是一个筹划让党消失的领导人。

格拉斯诺斯特与历史回归

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变革性因素，并不只是行政政策的改变，而是人们得以书写和讨论自身历史的空间。在十月革命七十周年纪念活动上，他使用了“格拉斯诺斯特”，即公开性或透明化一词，并宣布要填补历史的空白页。他承认有数十万名斯大林主义受害者，但实际遇难人数达到数千万。那篇讲话公开许可人们讨论长期以来被排除在官方记忆之外的事情。

这种排斥甚至深入了普通人的家庭生活。父亲被带走的人知道谈论此事会有什么危险；被贴上人民公敌标签者的子女，则学会了表现得仿佛亲人从未失踪。国家偏好的历史——包括约瑟夫·斯大林时期编纂的官方叙述——不仅抹去了受害者，还训练人们表现得仿佛那些事件从未发生。戈尔巴乔夫的宣布松动了这种压制，无论他是否预料到后果会如此广泛。

从1988年起，此前主要只能通过萨米兹达特或走私入境的外国版本读到的作品，开始公开发行。大批印刷品很快售罄，读者在报刊亭前排队，把书带进地铁、公共汽车和街头。《日瓦戈医生》《生活与命运》《一九八四》，以及关于集体化和大清洗的历史著作，成为公众高度关注的对象。在安德烈·萨哈罗夫的支持下，异议人士创立了纪念协会，为那些被杀害、继而从公共记忆中抹去的受害者留下姓名。人们开始公开谈论数百万受害者后，曾几乎难以启齿的镇压规模，成为日常公共讨论的一部分。戈尔巴乔夫打开了大门；涌入门内的力量，远远超出了受控的让步计划。

声望、批评与控制的局限

戈尔巴乔夫在国外的吸引力，并未转化为所有国内民众的钦佩。叙述者的母亲虽然欣喜于苏联阵营的瓦解，却不接受戈尔巴乔夫解放了它这一说法。在她看来，人们相信了他的话，并在他试图踩下刹车、阻止自己启动的进程时迫使他让步。她认为他鲁莽、缺乏政治能力，而且俄语说得很差。爱德华·利莫诺夫也对他怀有敌意。他不喜欢戈尔巴乔夫受到西方记者欢迎，不喜欢苏联领导人公开忏悔，也不喜欢他眼中以俄罗斯人的生命为代价夺取的领土遭到退让。

对利莫诺夫来说，微小的物质变化也能象征信心的更大丧失。他注意到，红军制服外套上曾构成他童年军事权威印象一部分的黄铜纽扣，已经被塑料纽扣取代。在他看来，制服变得廉价，说明士兵再也无法令人敬畏或尊重。这种反应把戈尔巴乔夫在西方的声望，与国家退却的另一种形象并置——同一个令苏联领导人吸引外国观察者的开放姿态，在批评者眼中却可能意味着放弃力量。

在远离首都和知识界圈子的日常谈话中，也能看到对改革的抵制。一名女子听说巴黎的天然气要花数千法郎，惊讶于国外的人竟然还得为此付钱，随后又担心戈尔巴乔夫及其同僚想在国内也实行类似收费。这段对话把政治改革拉回日常生活层面——被称作开放或现代化的政策，也可能被体验为对熟悉物质安排的威胁。戈尔巴乔夫并非受到所有人欢迎，他所推动的变化对不同受众也有不同含义。

萨哈罗夫更直接地提出了政治问题。根据对他生命最后几个月的叙述，他一再敦促戈尔巴乔夫在民主派和保守派之间作出选择，并主张仅仅改革共产党并不足够；要建立正常的政治制度，就必须废除共产党。戈尔巴乔夫承认这一论点，却又回到改革党的任务上。这段交锋揭示了萨哈罗夫要求的变革，与戈尔巴乔夫仍在追求的制度修补之间日益扩大的距离。

维尔纽斯与日渐失灵的中央权力

1991年1月，当国际注意力集中于第一次海湾战争时，苏联坦克开进维尔纽斯。在遭遇强烈抵抗后，坦克撤离，留下约十五人死亡。这一事件令戈尔巴乔夫在民主派中名誉扫地，也让“人道社会主义”的说法更难站住脚。他说自己事先并不知情，让人们不禁怀疑他是在说谎，还是已经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军队的行动和边境冲突越来越多地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有时还特意安排在国际会议期间，以使他难堪。

戈尔巴乔夫对待反对者和顾问的方式，使政治后果进一步加剧。鲍里斯·叶利钦通过直接选举当选俄罗斯总统，但戈尔巴乔夫把他斥为所谓的民主派，这种立场反而提高了叶利钦的声望。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辞去外交部长职务，并公开警告独裁统治即将到来。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仍留在政府中，却一再显露出担心自己可能被送往西伯利亚的忧虑；他警告政治局内部有人谋反时，戈尔巴乔夫把危险斥为夸大其词，并坚称一切尽在掌控之中。叙述将这一保证呈现为未能认识到中央权力已经衰弱到何种程度。

八月政变与权威的终结

戈尔巴乔夫前往克里米亚的别墅度假时，认为局势已经足够稳定。在那里，他的电话线路被切断，别墅遭到隔离，周围区域也被封锁。几名将军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让副总统根纳季·亚纳耶夫掌权。亚纳耶夫惊慌失措，躲进自己的办公室，后来不得不被强行带出来参加电视新闻发布会。镜头前，他的双手颤抖；这场试图展现胜利的表演，传达出的却是失败。

叙述后来把策划者描述成一群平庸之辈，他们酗酒且意志动摇，使政变显得荒唐可笑。然而在当时，结果尚不明朗。民主派担心政治解冻就此结束，军队可能重演1968年布拉格的暴力。年轻的义务兵面临着向莫斯科进军的前景；鲍里斯·叶利钦敦促他们站在法律和国家一边。这一事件揭示，局势不仅取决于中央下达的命令，也取决于人们是否会服从命令。

戈尔巴乔夫从克里米亚返回时晒得黝黑，似乎还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对他而言，家人在别墅遭到隔离，比政变的政治规模更直接地引起了他的注意。三名政变策划者后来自杀。8月23日，在一场电视转播的议会会议上，叶利钦让戈尔巴乔夫宣读一份会议纪要，内容是他任命的部长们已决定背叛他。随后，叶利钦递给他一份暂停俄罗斯共产党活动的命令。戈尔巴乔夫签署了它。

接下来的场景让权力移交清晰可见——卢比扬卡外的捷尔任斯基雕像被推倒，红旗则被1917年临时政府的三色旗取代。几个月后，鲍里斯·叶利钦、乌克兰总统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和白俄罗斯总统斯坦尼斯拉夫·舒什克维奇，在别洛韦日森林的一座狩猎小屋秘密会面。他们没有通知戈尔巴乔夫，便同意在1922年创建苏联的各加盟共和国可以将其解散。这一连串事件完成了叙述的核心逆转——原本打算改革党的领导人，签署了暂停俄罗斯境内党务活动的命令；与此同时，其他领导人则着手解散联盟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