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
利莫诺夫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被描绘成一名商人,他的财富转化为政治筹码,而他最具影响力的政治谋划却适得其反。这段叙述追溯了他如何在后苏联初期令人眼花缭乱的私有化浪潮中崛起,如何促成寡头团结起来支持鲍里斯·叶利钦,又如何推举弗拉基米尔·普京接班,认为他会继续受寡头影响。别列佐夫斯基帮助塑造了一位新统治者,却无法控制这位统治者最终会变成什么样。
在私有化动荡中崛起
书中将别列佐夫斯基列为一批精力充沛的企业家之一;俄罗斯试图在几乎一夜之间建立市场经济时,他们由此崭露头角。鲍里斯·叶利钦和叶戈尔·盖达尔推行的休克疗法改革始于放开价格;据叙述所说,这导致通货膨胀率达到百分之二千六百。凭证私有化计划原本旨在让公民分享国家集体财富,并鼓励私人经营。1992年9月1日,面值一万卢布的凭证寄给了每位年满一岁的俄罗斯公民。
凭证送达时,通货膨胀已使它们几乎一文不值。叙述称,人们发现一张凭证可能只够买一瓶伏特加,随后便以大约一瓶半伏特加的价值卖给更精明的买家。别列佐夫斯基、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和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都被列为这类买家。几个月之内,三人便成了亿万富翁。叙述称他们是寡头的代表人物——年轻、聪明而精力充沛,进入了一个此前不向他们开放的领域;如今这个领域却在没有既定规则、法律、银行体系或税收制度的情况下敞开。转型的迅速与混乱并非他们崛起过程中的偶然因素;这些状况塑造了私人进取精神得以发挥巨大力量的环境。
财富与政治利害
别列佐夫斯基的影响力随着寡头们设计并向叶利钦兜售的“贷款换股份”安排而进一步扩大。国家资金短缺,便向寡头的银行借款,并以尚未私有化的重要资产——包括天然气和石油资源——的股份作抵押。如果国家一年后未能偿还贷款,放贷者就能接管这些资产。由于期限届满时总统选举已经结束,这项安排使选举结果与寡头的利益息息相关——新总统可能在他们拿到这些资产之前推翻协议。
叙述将这一财务利害与寡头对共产主义者可能胜选的反应联系起来。叙述指出,根纳季·久加诺夫的竞选获得了公众支持,民众对民主被视为不公正的种种弊端以及市场带来的后果感到愤怒。寡头担心总统可能撤销他们的协议,尽管久加诺夫的公开纲领被描述为谨慎克制,并未承诺恢复苏联体制。因此,别列佐夫斯基的政治盘算形成于经济风险与选举更迭可能改变新近积累的巨额财富所受规则之间的交汇处。
达沃斯警讯与媒体攻势
据叙述所说,寡头们在1995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意识到了危险。久加诺夫出席论坛,吸引了记者和顾问;他们以对待一位潜在未来统治者的敬意礼遇他。被描述为最具寡头代表性人物的别列佐夫斯基认真看待了这种可能性。与乔治·索罗斯交谈后,别列佐夫斯基听到索罗斯警告说,寡头们将面临艰难时期,甚至可能流亡;他随即给六位最有权势的寡头打电话,提议他们搁置纷争,团结起来支持叶利钦连任。
克服彼此纷争有着切实的必要——别列佐夫斯基与古辛斯基的冲突已激烈到双方雇用的打手互相残杀。即便如此,七位寡头还是汇集了资金与媒体影响力,为竞选造势。他们的媒体网络覆盖报纸、广播和电视,一再把选择描述为“要么叶利钦,要么混乱”,或者回到过去。有关古拉格、斯大林在乌克兰组织的饥荒以及卡廷惨案的纪录片被播出,关于大清洗的电影也受委托制作。这场竞选所做的不只是推举候选人——它利用对传播渠道的控制,把选举塑造成在叶利钦与灾难之间作出的鲜明抉择。别列佐夫斯基组织这场行动的角色,显示出经济力量如何迅速成为塑造政治竞争本身的手段。
对普京的押注
叶利钦的第二个任期临近结束时,寡头们开始物色一位同样愿意配合的继任者。别列佐夫斯基提议推举弗拉基米尔·普京;他曾是情报官员,在东德任职,过去一年里还悄然领导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别列佐夫斯基的理由基于普京忠于上级的过往表现。他把普京介绍给其他寡头时,说他是可靠的下属,而非政治天才。
随后,别列佐夫斯基乘私人飞机飞往比亚里茨;当时普京正与妻子和孩子住在当地一家价格适中的酒店度假。别列佐夫斯基向他提出这份工作。普京谦逊地回应,说自己不确定是否有能力胜任;别列佐夫斯基鼓励他,并承诺寡头会支持他。总统选举前六个月,叶利钦向公众宣布普京是自己的接班人。事后看来,叙述认定别列佐夫斯基的这一介入是他职业生涯中最糟糕的决定。他支持的那位顺从的官员,最终证明是一个毫不留情地运用权力的人;他逐一清除了那些曾帮助他上台的人。
逆转与后果
这场逆转有着明确的政治时间线。比亚里茨会面三年后,别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被迫流亡。霍多尔科夫斯基是三人中唯一一个据叙述所说试图以更合乎道德的方式管理石油帝国的人;在叙述所称的一场操纵审判之后,他遭到逮捕并被送往西伯利亚。其余寡头则学会了谨慎行事。这些曾联合起来确保叶利钦连任、随后又选定其继任者的男人,并未对国家建立起持久的集体控制。他们的财富和媒体影响力曾帮助塑造转型,但他们推上台的统治者获得了足以瓦解其地位的权力。
因此,别列佐夫斯基的人生轨迹,关键在于影响力与掌控力之间的区别。他能够调动金钱、媒体和私人关系,左右总统继任安排;却无法确保继任者仍受自己支配。他的崛起属于同一场尚未定型的转型——这场转型把迅速贬值的公共财产变成了私人财富。他的衰落揭示了这种转化的局限——能够帮助选出统治者的资源,并不能保证免受该统治者后来掌握的国家权力所侵害。

